一 幾乎所有談及“大學三部曲”的論者，都會注意到《桃李》的開頭。那的確是相當耐人尋味的一筆，張者花費了不少筆墨討論一個稱呼的變化：“知識經濟時代，把導師稱為老板是高校研究生的獨創(chuàng)，很普遍的。老板這稱呼在同學們嘴里既經濟了一回，也增加了知識的成分，很具有時代感�！保�1）盡管張者為“老板”又增添了“大師、大家”的可能性，并將之與“老總”區(qū)分開來，但顯然，“導師”變“老板”，使其作為知識分子的代表，工作職能、生存狀態(tài)、文化面貌乃至于道德倫理都發(fā)生了本質變化。學生心態(tài)自然也隨之改變，他們尊重導師，不僅出于對知識的渴望與對人格的景慕，更因其“有錢有勢”。由此，《桃李》寫出的何止是“老板”邵景文的蛻變，更是包括教師、學生在內的整個大學校園，或者說知識界生態(tài)的蛻變。正如同樣被很多論者關注的一個細節(jié)所呈現出的：當藍教授為女兒藍娜的丑聞找到法學院院長，對邵景文忙于賺錢而疏于學術研究和教育學生表示不滿時，法學院院長解釋說，“他每年給院里是要上交利潤的”，并對藍教授的迂闊不無腹誹，“院長心里說，你是不當家不知柴米貴，不幫人家打官司哪來的錢發(fā)獎金”。（2）可見知識分子的變化何嘗是孤立的？那是一種系統性的變化，和知識分子一起改頭換面的，還有整個學院機制，乃至于學院之外的時代。 那么對于這樣的變化，究竟應該如何理解？或許考察知識分子變化的具體契機，更能明白張者的態(tài)度。如果將邵景文的轉變時刻理解為他在飛機上和宋總的邂逅，那么這位知識分子似乎確是因金錢誘惑而“下�！�。尤其是聯系到邵景文第一次收到五十萬委托費時，將窗簾拉上，房門鎖死，一邊叫喊一邊在房間里拋灑鈔票的丑態(tài)，知識分子真可謂斯文掃地了。但不應忘記的是，其實早在那之前的80年代，邵景文便已改弦更張，轉投法學院，放棄了人文知識分子的道路。 邵景文棄文從法有著相當具體的動因，那就是父親之死，以及為父報仇的決心。彼時的邵景文是一個文藝青年，他寫詩、吹簫，和美麗的文藝女青年戀愛，在校園里風光無兩，但他的那支簫早已為他埋下人生變故的伏筆。當戀人曲霞在校廣播臺的訪談節(jié)目里問他世代習簫是否因祖上富貴時，他的回答不免令人尷尬：“我家祖祖輩輩都是要飯的，一直到我父親這一輩。就是靠吹簫要飯，不會吹簫就沒有飯吃�！保�3）80年代大學校園里那一曲詩意的簫聲有著令人沮喪的歷史，它與風花雪月的文人雅趣無關，而是意味著貧窮與乞討。家境富足的曲霞顯然并不能真正理解她的男友，她之所以可以不切實際地想象文學，并指責邵景文放棄理想，不過因父輩完美的庇護。事實上，邵景文何嘗不是如此？在父親慘死之前，這位浪漫的校園詩人同樣對圍墻之外的世界毫無了解。返鄉(xiāng)奔喪讓邵景文終于走出80年代的人文幻象，深切認識到自己的限度。因此邵景文才會在與曲霞爭執(zhí)時一再追問：“詩人，詩人能為俺爹報仇嗎？！”和不少論者的判斷或有不同的是，邵景文之所以質疑人文知識分子的價值，轉型為一名技術專家，并不是為了攫取什么現實利益，只是痛感于知識分子在現實世界面前的無能與無奈。 就此而言，將“大學三部曲”尤其是《桃李》理解為對社會轉型期知識分子精神失落、道德淪喪的嘲諷與批判，指責書中那些高校知識分子“多有欲望放縱，少有立場堅守，了無理想主義”，（4）顯然過分簡單，乃是一廂情愿的懷舊心態(tài)使然。更等而下之的，是將社會新聞拿來一一對照，把小說指為對某一具體高校的影射。（5）其實，不憚于談論自己的負面新聞，甚至樂此不疲，素來是北大的傳統，也是北大之為北大的關鍵。自曝其短當然不是以此為榮，更不會淪落到黑幕小說的地步，而恰恰是要以批判的眼光進行痛切的自我反思。曾在北大求學的張者顯然深諳這一傳統，“大學三部曲”無意控訴什么人，也并不急于對知識分子的面目變換橫加評判。在多次訪談中，面對記者多少別有用心的提問，張者一再表達自己對知識分子的同情：“中國是一個轉型期，從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轉向一種交換關系，現在的社會單純的學術是不能反映出價值的，必須把學術轉換為經濟。校園知識分子只能拿知識來交換金錢，金錢本身又反襯了一個人的社會價值，強大的經濟利益使他一下子就迷失了，知識分子的選擇太難了�！@種追求是對的，關鍵在于適可而止，把握住。”（6）“現代知識分子和過去的知識分子最大的不同就是更實際了，更務實了，也可能更真實了。這無法用‘好’和‘壞’來判斷，也許會失去一些傳統知識分子身上固有的東西，同時可能也會使知識分子身上增加一些東西。這會使現代知識分子的人格更加豐盈�！保�7）——不難看出，張者甚至不想發(fā)出那種“世風日下”的廉價感慨。社會轉型當然并不必然導致墮落，它只是將知識分子逼出了那堵自命清高的圍墻，讓他們像邵景文一樣不得不進行己身究有何用的自我拷問，并因此去選擇，去行動。轉型尚未完成，未來曖昧未知，選擇就難免舉棋未定，亂入歧途，對此誰又有資格超越具體歷史境遇去加以責難呢？這大概就是為什么，盡管在小說中張者的確濃墨重彩地渲染了90年代大學內外欲望叢生的變局亂象，卻始終避免表明自己的立場。 由此我們可以對所謂“零距離”敘事有更加深刻的理解。王干曾談及《桃李》的“零距離”敘事：“在《桃李》中的那個‘我’卻是一個奇怪的‘我’，他雖是第一人稱，但沒有身份、沒有性別、沒有姓名、沒有語言，他只是所有時間的一個親歷者和旁觀者，他可以出現在所有場所里，他能夠看到、聽到、感受到小說中所有人物的言行……由于具有了這樣大的自由空間，小說敘述總是‘貼’著人物進行的，可以說是一種零距離�！保�8）張者自己也表示：“這種‘零距離’其實是一種距離，是一種‘無我’的距離。所以小說中的那些故事既親切又生疏�！保�9）評論家和作者將這一敘事學問題講得玄乎其玄，其實真相可能非常簡單：所謂“零距離”敘事不過是因為張者本就在故事當中。張者出生在1967年，1996年至1999年在北大攻讀法學碩士，他和他筆下的那些人物幾乎同一時期在同一專業(yè)求學，身處同樣的大時代，因此與小說敘述者“我”有高度的相似性。王干說《桃李》中的“我”“沒有身份、沒有性別、沒有姓名、沒有語言”是不準確的，張者將“我”安排在法律系宿舍里，他和師兄弟們一起上課，一起參加“老板”召集的見面會，在歐福酒吧里，他就坐在白領麗人姚旋身邊，興致勃勃地與剛結識的姑娘聊天，大家共同將荷爾蒙播灑到光線曖昧的空間當中。他之所以容易被人忽略，是因為他就藏在小說人物當中，分享著他們的欲望，承擔著他們的痛苦，和他們一樣在懵懂中做出未必理性的選擇。他和張者一樣，內在于他所講述的社會轉型時代。作為讀者，我們難免期待張者可以站在文本外部，對那些人與事進行更加深入的理性反思。正如作為知識分子，小說里的“我”似乎也該對時代和生活保持必要的警醒。其實，只要愿意投靠那些人云亦云的庸俗觀念，對自己人生最重要的一段時光進行嘲諷、挖苦、影射、批判并不困難，但或許張者謹慎的敘述姿態(tài)更為真誠：他坐在人群當中，有時也會對那些活色生香的情愛糾葛津津樂道，有時也不免流露出隱約的痛心疾首，但更多時候只是充滿好奇和悲憫地注視著世紀之交的生動現場，不去貿然地否定或肯定，或者說，不去武斷地取消那些本應自在生長的無限可能。 關于“大學三部曲”對社會轉型期的“新”與“舊”到底如何認識，對于其中的知識分子（也包括他自己）如何看待，《桃李》中的一個人物和三個案件或許可以提供別樣的參照�！耙粋�人物”是藍教授，這位對弟子邵景文沉迷商海頗為不滿的法學權威，堪稱傳統知識分子的代表，但他因此就值得尊敬嗎？不少論者業(yè)已指出，在90年代，藍教授還堅守著本科生不許談戀愛的清規(guī)戒律，未免迂腐和虛偽。（10）這當然只是個人的道德標準，本與旁人無關，無須苛責，但藍教授在得知女兒丑聞之后，僅僅為了出口惡氣，讓自己“心情舒暢”，便利用教授權威將校園里談戀愛的無辜男女棒打鴛鴦，且語帶恐嚇，（11）就未免令人愕然。小說此處對藍教授的揶揄顯然與倡導個體尊嚴與自由的社會轉型期無關，倒指向某種陳舊甚至腐朽的校園權力結構。而藍教授對藍娜和李雨的戀愛，從最初的堅決反對，到后來的強求促成，又何嘗是因為要守護什么道德底線？——“老爸的一世清譽都毀在了你的手里……老爸一直在賭這口氣，心中暗暗下定決心，有朝一日我要證明給你們看，老藍女兒不是在胡搞�！保�12）這樣一位為了面子可以罔顧女兒真實意愿的父親，藍娜最后的悲劇難道與他無關，難道只是象征著欲望社會的宋總一人造成的？ “三個案件”當然包括邵景文父親的那樁命案。造成邵景文命運轉折的這一重要事件其實和社會轉型也沒有太大關系，村支書在謀取私利激起眾怒時，運作權力的方式同樣相當陳舊，而村民們之所以“怕了”，是因為“聽支書那口氣又要搞運動了”。（13）倒是村民們盜賣高壓電線以彌補經濟損失和反抗支書斂財的行動，盡管出于亙古不變的民間邏輯，卻多少有了些社會轉型的味道。而另外兩個案件，邵景文老家的“樓梯案”和令邵景文一夜暴富的“天元公司訴楊甲天28%股份投資無效糾紛案”，一個因權力而終結，一個因權力而肇始，亦同樣都和某種“舊”物深刻地糾纏在一起。當然可以將其中的種種曲折，歸結為社會轉型期難免出現的無序，但那“舊”物仍是理不清的亂麻中至為重要的一根線。張者在這部書寫當代大學校園和知識分子的小說中，不惜篇幅詳盡地講述了這三個案件，將案件所涉及的不同利益方、不同觀念及不同時代充分呈現出來，當然不會是無的放矢。敘及案件時，張者其實對邵景文的作用所談甚少，而更多渲染了案件內外的社會情境，強調原本邊界明晰的法律問題在規(guī)則劇烈變動的時刻，如何與行政權力、民間道德糾纏在一起。就此而言，張者致力于書寫的，到底是社會轉型期的知識分子，還是社會轉型期本身呢？ 二 這并不是說張者的“大學三部曲”不寫知識分子，而是說他絕不是只寫了知識分子，更不是以一種單一、簡單、粗暴的方式寫知識分子。在小說看似透明流暢，甚至不乏戲謔的語言之下，包藏著張者更大的宏圖。在大學校園的圍墻拆除之后，知識分子已置身在復雜的社會網絡之中，張者的目的是要從圍墻里面看出去，又從圍墻外面看進來，立體地書寫知識分子和他們所佇立的時代。 “大學三部曲”正面談及大學校園的圍墻，是在《桃花》當中。大學為順應改革開放而拆除的北墻要修復回去，這大概會讓那些對高校和知識分子懷有古典懷舊式想象的人們拍手稱快。承擔這項工程的是黃總的雄杰公司，該公司為此擬定了一個顯然賠錢的合同。黃總賠錢修復學校北墻，并非出于公益熱心，而是為了借此結識經濟法權威方正教授；結識方正也并非因仰慕他的學問人品，而是希望在股票發(fā)行審核委員會掛銜的他能夠在雄杰公司股票上市時投一張贊成票。如此一來，大學圍墻的失而復得就變得相當曖昧，圍墻恢復之后墻里那一方凈土是否還是凈土，也因此深可懷疑。小說將這項工程與北大恢復南墻相提并論，顯然意在突顯其象征意味。在引述北大校長許智宏有關北大圍墻的發(fā)言之后，小說評價道：“北大校長許智宏的言外之意好像是：拆圍墻是‘更新觀念’，重修南墻是‘觀念回歸’�！保�14）這里的“好像”一詞，暗藏著張者不甚信任的壞笑，而參照許智宏的發(fā)言內容不難認識到，將大學校園恢復圍墻視為“觀念回歸”，的確未免想當然了。許智宏表示：“近些年北大的校辦企業(yè)發(fā)展很快，從某種意義上說，北大產學研一體化的發(fā)展已經走向了一個更為成熟的階段，小打小鬧不僅沒有太大意義而且浪費資源，所以北大對南墻地帶也有了新的規(guī)劃�！保�15）這番發(fā)言絲毫沒有讓北大回到過去的意思，相反，繪制了一張大學布局發(fā)展的路線圖。拆除小商鋪意味著產業(yè)升級，意味著大學要以更加高端的方式參與經濟發(fā)展，而絕非縮回那座搖搖欲墜的象牙塔。大學校園的圍墻既經拆除，便無法“恢復”，只能“再造”，而由“再造”的圍墻重新確立邊界的大學已舊貌換新顏，大學和大學里的知識分子們永遠不會再遠離圍墻外的繁華世界，因為那世界已進入校園之內，和校園結構性地融為一體。 這樣一種內在轉變，在《桃花》里的導師方正身上集中表現出來。方正人如其名，似乎代表了一種典范的知識分子形象。他是在邵景文事件之后，學生們吸取教訓，綜合各方因素考察確定的理想導師。（16）但這樣一位在學生看來近乎完美的知識分子，真的沒有欲望嗎？面對雄杰公司的拉攏，方正的確表現出足夠的理性和克制，但拿到投資顧問的聘書時他卻勃然變色，表示“我這樣身份的人不可能也不允許接收任何一個企業(yè)的聘任”。（17）我們由此知道他其實另有所圖。股票發(fā)行審核委員會的職務雖是暫時的，卻被方正無比看重，甚至在遭雄杰公司牽連，被委員會革除之后，方正一度陷入抑郁，而后性情大變。類似股票發(fā)行審核委員會這樣的職務或頭銜，是一種相當有趣的存在。它不是官職，卻是由官方授予，代表了官方認可，“意味著其學術水平不僅被圈內承認，也被當局承認了”；（18）它不是學術身份，卻以學術水平和學術地位為基礎，是知識分子轉換象征資本，實現世俗權力的新方式；它不會提供多少報酬，卻與巨大的利益相關，盡管這種利益的取得要冒極大的風險。但方正一句耐人尋味的表態(tài)，足以暗示它和利益之間更為隱秘的兌換關系：“我現在不會給任何公司當顧問，將來會不會給公司當顧問那將來再說�！保�19）這樣的職務將學術、權力和資本全都整合在了一起，較之邵景文“下�！痹V訟實在體面太多，當然會對方正這樣的高校知識分子構成巨大吸引力。如果說在《桃李》講述的90年代末，處在社會轉型期的校園外世界給予知識分子的誘惑還是直接而粗糙的；那么在《桃花》講述的2004年，誘惑已變得立體而精致。對知識分子來說，那甚至是一種內在于職業(yè)生涯的合理訴求，是校園內的學術與校園外的事功耦合之后形成的結構性存在。由此我們或許更可以理解方正那場題為“做多中國”的演講，何以與他忠實弟子的炒股經驗形成吊詭的反差，而在與小說之外的現實對照時，又顯得格外反諷。我們也可以據此更加正確地理解小說的結尾。有論者以為方正是“為救弟子姚從新而甘愿背負論文抄襲的惡名”，（20）這未免過于善良。以方正之精明，怎會對自己弟子愚忠的本性缺乏了解？怎會揣測不出，一旦姚從新知道了自己頂罪的義舉，定會挺身而出，澄清事實？經過這一番精心算計的操作，方正不僅成功將姚從新送出國，掃除了自己“愛情”道路上的陰影，學術成果也不至于落入他人之手；不僅贏得了舍身保護弟子的美名，又不至于真正遭到處分。這堪稱當代文學作品中最典型的一個“精致的利己主義者”形象，因而他在落選股票發(fā)行審核委員會成員之后的欲望迸發(fā)實在是意料之中，那正是他壓抑與掩飾已久的本性。相比之下，邵景文則未免道行太淺，他所追逐的利益是那么簡單，很多時候倒顯得有些可愛。連張者自己都說：“其實他是一個值得同情的人物，首先他在學術上是立得住的，其次他對他的學生很好，對家庭也很負責�！保�21） 因此，有論者以為《桃李》講的是人文精神之潰敗，而《桃花》則反其道而行之，談知識分子的堅守，就當然是一種誤解。（22）即便《桃花》當中有堅守，堅守者也絕非方正�！短一ā分械闹R分子之所以顯得更體面一些，不過因為知識分子已充分理解并參與改造了社會轉型后的世俗邏輯，從而將自己深深扭進這一邏輯。事實上，方正那些弟子選擇導師的幾條標準，看似義正詞嚴，不同樣出于斤斤計較的功利考量？而既然老少兩輩知識分子都已經如魚得水地游出圍墻之外，那么張者的“大學三部曲”盡管仍聚焦知識分子，又何嘗不是在直面時代？ 《桃花》中特別耐人尋味的，是張者不無突兀地在校園故事中大段插入對中國股票市場的分析，宏觀如方正的那次演講，微觀如姚從新在股市中的屢敗屢戰(zhàn)。小說甚至特意杜撰了一段姚從新家族的致富史，以便通俗解釋股票市場運作的真相。那些金融市場的風云詭譎，以及背后隱秘的權力關系，并不僅僅是小說人物行動的背景或動因。那張金融網絡籠罩著改革開放之后的整個中國社會，透過透明的網絲，我們能夠看到的不只是無數企業(yè)的起死回生甚至一夜暴富，也不只是無數股民的喜怒哀樂，更是那一時代整個社會的深層結構。而《桃李》當中的法律案件不同樣如此？張者精心選擇法律與金融兩個領域作為小說人物活動的舞臺，顯然不完全出于個人經驗。既然90年代以后，社會科學領域的技術專家日益深刻地介入到社會變革當中，那么也唯有通過對法律界和金融界的書寫，才能寫出波瀾壯闊的時代——這才是張者寫作“大學三部曲”的真正目的。 三 多年之后，校園內外的兩個世界更加如膠似漆地長在了一起。邵景文與方正的那些學生們星散各地，在各個崗位成為中堅力量。當年那個巨變的時代裹挾著他們，改造了他們，現在則是他們在建構和決定時代的面貌。某種意義而言，他們構成了世界本身。 當然不再需要強調他們“知識分子”的出身。其實我們已很難將他們視為知識分子，盡管他們都是身懷專業(yè)技能的知識者。在此意義上，李敬澤評論《桃李》時作出的判斷極富預見性：“別提什么‘知識分子’�！短依睢愤@群人我看和知識分子沒什么關系，他們是法學院的碩士、博士，是未來的法官檢察官律師法學家，他們可沒打算蹲在臺下冷著眼看戲他們雄心勃勃要上到臺子中央，你說他們是知識分子等于說耶魯大學法學院的畢業(yè)生克林頓先生也是知識分子�！保�23）在“大學三部曲”的最后一部《桃夭》中，未來已經到來，那些曾經法學院的碩士、博士，如今的法官、檢察官、律師、法學家們步入中年，世紀之交那個“我”默默觀察的變化與應對，有了階段性的結果。這個結果令人滿意嗎？容顏老去的他們似乎不無疲憊的神色，出軌的出軌，離婚的離婚，昔日同窗也曾大打出手，恨不得將彼此送進監(jiān)牢。做律師的，感覺自己在法官面前永遠是孫子，但就連深諳利祿之道的法官賴武，也同樣滿腹牢騷：“法官也不是爺，真正的爺是法官的上級領導。”（24）當然，可能每個時代的中年人都難免身陷如此破碎的生活，但至少說明，這個由他們親手締造的世界，并沒有變得更好一些。以至于那個盡管沉默少言卻總是興味盎然的“我”，也從那些大腹便便的中年人當中悄悄溜出了小說敘述。大概正因為現實不能盡如人意，他們才早早開始了懷舊，并對時隔30年的同學聚會如此踴躍。他們想要逆向穿越社會轉型的30年，回到最初進入校園的記憶或幻覺，重溫一次80年代知識分子的人文大夢。然而他們卻忘記了，既然這世界已經被他們重建再造，大學校園又怎可能一如往昔？他們只能看到一個面目全非的故園，姑娘們不再羞澀，愛情也不復純真，就連男女宿舍都發(fā)生了乾坤挪移，曾經的浪漫勝地香樟樹早已無人問津，倒是“上樹”這一風光旖旎的暗語代代相傳，終于變成性交易的代稱。事實上，這些社會精英們又何嘗不知道懷舊之虛妄？老同學久別重逢的激動與沉痛不已的追懷，很快便滑向了庸俗和無聊，最終在倦怠的打牌聲中結束。這期間有人得償所愿，抱得美人歸；也有人一箭三雕，將師兄弟之間的握手言和變成洗脫罪名的利益算計。 所有人中，大概只有鄧冰一人是懷著赤誠的深情前來懷舊，可惜，他渴望重溫的舊夢卻是一個令人沮喪的誤會。魂牽夢縈的往日紅顏從來不是想象中的模樣，如今心滿意足挽上了“大款”的臂膀；真正的愛人早在30年前便已死去，借尸還魂后雖也不乏浪漫與溫情，卻是出于利益的驅動，以脅迫的手段，要逼他再次進入婚姻的牢籠。這極富象征意味的死亡與“復活”，為《桃夭》帶來一種哀傷的挽歌氣息�！爸佑跉w，宜其室家”，由美滿的抒情變成滑稽的諷刺，而“夭”之絕望與傷悼反而凸顯出來，令本就遭逢中年危機的鄧冰徹底破釜沉舟，返璞歸真，回歸到孤勇的理想主義。盡管在小說結尾那場模擬的法庭審判上，煞有介事的鄧冰始終被視為一名世俗眼中的丑角，甚至瀕于崩潰的瘋子，但究竟是鄧冰瘋了，還是圍觀他的那些昔日同窗們早已瘋癲而不自知呢？鄧冰在法庭上的慷慨陳詞成為“大學三部曲”最激動人心的宣言：“我們是法治國家，任何人都不能逍遙法外，特別是一個法律工作者，一個律師，更應該維護法律的尊嚴�！保�25）在此法律其實已被提升到了道德的高度。就法律的層次來說，鄧冰早已脫罪；而就道德的層次而言，鄧冰以及他的同代人始終帶著原罪的烙印。只有洗去罪惡感，鄧冰才能獲得他所追求的那種精神上的真正解脫，心靈上的真正“自由”。相比之下，方正一邊大膽預測“牛市”一邊宣揚的抽象自由，和梁石秋由華屋美妾構成的田園牧歌般虛假的自由，就未免等而下之。 張者于此再次表現出對過去年代，及傳統知識分子的不信任，而盡管小說里他的同時代人也并不足以叫人佩服，張者仍會在其中安插少數純真憨直之徒：《桃夭》中的鄧冰、喻言，《桃李》里的老孟，《桃花》里的姚從新……我們由此或許更能理解張者寫作“大學三部曲”的心情。那個坐在師兄弟們之間和女孩子觥籌交錯油腔滑調的“我”，身處在社會轉型的時代，一方面和同代人一樣懷著蓬勃欲望，不可遏止地想要攫取這時代富有魅惑力的一切；一方面又同樣茫然、困惑，因而盡量緘默不語。而之所以茫然和困惑，正因他畢竟還保存著社會轉型之前的記憶，畢竟從80年代的幻夢中走來，殘存的純真、浪漫、理想主義在他心底埋了根，不時折磨著他，并會在未來不可預知的某一刻突然發(fā)作……這或許正是張者這一代人的特征，也是他們，及他們的文學富有魅力之處。他們并不相信過去，對現在也無把握，關于未來其實一知半解，甚至不曾信任自己，但他們的確有旺盛的生命活力和強大的行動力，并且，他們還能夠憂傷。憂傷當然是一種無用的稟賦，但那不正是知識分子對抗強大世界的最后一件武器嗎？——就此而言，那些從感傷懷舊視角理解“大學三部曲”的論者其實也無可厚非，他們同樣是在勉力操持著知識分子的最后一件武器，向飛速輪轉的世界發(fā)出一點微弱的聲音。 或許值得一提的是，盡管很多論者都認為，《桃李》寫出的是一派淪落頹喪的大學景象，但多年之后重讀這部小說，我居然心生幾分懷念。世紀之交的北大周邊，還零星臥著幾家冷清的酒吧，而今連餐館都養(yǎng)不起幾個�！�00后”的學生們似乎更愿意貓在宿舍里對著手機、電腦打發(fā)閑暇時光，呼朋引伴吃肉喝酒的大學生活已成前塵往事，缺少了醉漢的大學校園顯得無比寂寞。邵景文的品行誠然值得商榷，但他和學生們親如兄弟的平等交流還是頗有圣人遺風。而今學生們越發(fā)拘謹，老師們大概也日益莊嚴，一起面目可憎了起來。《桃李》出版已經20年了，20年來校園之外越來越繁榮，也越來越安定，一切秩序都趨于穩(wěn)固，而那些盡管毛糙幼稚卻十足有趣的（準）知識分子也因此風流云散。當名校驕子們紛紛內卷，從進入大學校門的那刻起便致力于考研與考編，似乎張者筆下那個新舊交雜的校園反而顯得浪漫了起來。好的文學作品的確就像一壇美酒，時間會賦予它意想不到的醇香，只是《桃李》這一縷意外的醇香，聞來多少令人傷懷。 注釋： （1）（2）（3）張者：《桃李》，第1、142、25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2。 （4）徐德明：《〈桃李〉：“當下本體”的曖昧特征》，《小說評論》2003年第4期。 （5）見劉育英：《〈桃李〉：校園小說 影射北大？》，《新聞周刊》2002年第19期；姜廣平：《每一部作品都有自己的命運——與張者對話》，《文學教育》（中）2010年第12期。 （6）劉育英：《〈桃李〉：校園小說 影射北大？》，《新聞周刊》2002年第19期。 （7）（9）姜廣平：《每一部作品都有自己的命運——與張者對話》，《文學教育》（中）2010年第12期。 （8）王干：《人文的呼喊與悲鳴——評張者的長篇小說〈桃李〉》，《南方文壇》2002年第4期。 （10）見劉育英：《〈桃李〉：校園小說 影射北大？》，《新聞周刊》2002年第19期。 （11）（12）（13）張者：《桃李》，第149、228、41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2。 （14）（15）（17）（18）（19）張者：《桃花》，第64、64、59、15、60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8。 （16）學生們有四條標準：其一是“要有真才實學”，但又補充說，“在政府的某些部門要有點職務……這能在上面說上話”；其二是“要找一個導師，而不是老板”；其三是“年齡要在55歲左右”，不能太年輕，以免被誘惑，也不能太老，否則知識結構陳舊，“對我們未來的發(fā)展沒好處”；其四是“要有點人文精神，也就是有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美德”。見張者《桃花》，第15-16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8。 （20）王海濤：《知識精英的失落與自救——評張者的長篇新作〈桃花〉》，《作家》2008年第8期。 （21）劉育英：《〈桃李〉：校園小說 影射北大？》，《新聞周刊》2002年第19期。 （22）見王海濤：《知識精英的失落與自救——評張者的長篇新作〈桃花〉》，《作家》2008年第8期；葉云：《我們無處安放的青春——讀張者新作〈桃花〉有感》，《出版參考》2007年第30期。 （23）李敬澤：《快樂與罪與罰》，《文匯讀書周報》2002年7月19日。 （24）（25）張者：《桃夭》，第275、326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5。
渝公網安備:50010302002751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