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者還叫張波的時候,上的是中文系。后來到北大讀碩士,卻讀了法律系。上中文系的時候他對文學沒什么好感,讀了法律系他卻深情地懷念起了文學,開始寫小說,而且給自己取了文言式的筆名張者,譯成白話就是“姓張的人”。這個事實說明了什么?我曾經(jīng)猜測,這或許說明他是一個喜歡懷舊的人,是一個對家族問題很敏感的人。我曾經(jīng)和他討論這個問題,他呵呵一笑未置可否。但是最近幾年,他在寫作中呈現(xiàn)的種種變化,似乎驗證了我的猜測。
熟悉張者的讀者或許記得,張者最早引起文壇矚目的,是他的校園三部曲《桃李》《桃花》《桃夭》,我稱之為“桃色系列”,人們稱之為“大學系列”。三部曲第一部《桃李》因與拙著《花腔》同年(2002年)出版,經(jīng)常被人同時提起,我不由得開始關注這位作家。《桃李》聚焦于校園的愛情故事和學術生態(tài),但用的是年輕學子的視角,有一種發(fā)現(xiàn)了生活秘密的喜悅,筆調(diào)輕松幽默。到了《桃花》,張者運用了自己的法學背景,寫的是證券法師兄以玩世心態(tài)攪入情感游戲,最終卻為情所困的故事,這是一種中國式的“罪與罰”。及至《桃夭》,小說已是回憶性視角,三十年前的情愛與猜忌撲面而來,輕喜劇式的故事卻透露出人到中年的張者蒼涼的心境。我之所以重新回顧張者的名作三部曲,是想說明,張者的故事雖然常常給人以輕松俏皮的印象,但小說的視角、主人公的知識背景、經(jīng)歷和喟嘆,都說明張者其實入戲很深。
三部曲之后,作者從桃園生活轉(zhuǎn)向新疆題材。這還是與作者的經(jīng)歷有關,因為張者是新疆建設兵團子弟,稱為“兵二代”,就是被父輩們“獻了青春獻子孫”的那一代。他的《老風口》雖然寫的是自己父輩的生活,但毫無疑問,那也是作者童年經(jīng)驗的呈現(xiàn)。對主人公胡一貴(外號胡日鬼)的性格、命運的展示,既有張者的慣有風格,又有新的拓展。事實上,正是通過《老風口》,我看到了作家張者的穩(wěn)定性和豐富性。他有能力去表現(xiàn)性格各異、文化傳統(tǒng)各異的人物,并讓他們在恰當?shù)臄⑹鲦湕l發(fā)展出各種的命運。這部多少被忽視的作品,對張者而言其實是一部相當重要的長篇小說。需要再強調(diào)一句的是,這部作品的出現(xiàn),預示著作者一旦跳出桃之夭夭的都市和校園,西部的酷烈就會隨風而至,但是酷烈中卻帶著不泯的柔情。
這也就可以理解,他為什么后來又寫出了相當深情的中篇小說《遠水》,以及他近來捧出的《虛構的花朵》和《山前該有一棵樹》。正如《虛構的花朵》所寫到的,沙漠與綠洲只有一步之遙,一條細細的水渠將之連接起來。事實上,就文本而言,那涓涓細流連接的是兩種生活、兩種心境、兩種風格。位于水渠旁邊的兵團子弟學校的學生張波,從水渠里看到了自己的影子,看到了更多人的影子。這三篇小說,可以放到一起來讀。尤其是《虛構的花朵》和《山前該有一棵樹》,幾乎可以看成一對龍鳳胎,一篇陰柔,一篇陽剛。《虛構的花朵》講述了特殊環(huán)境下的愛情故事,充滿了憂傷;《山前該有一棵樹》卻講了一棵向死而生的胡楊樹的故事,讓人讀后臂膀聳起。這兩部小說,故事性都相對散淡,類似于回憶性散文,但其中隱含的戲劇性沖突卻極為生動:在人生的門檻,小主人公都第一次經(jīng)歷了成長和死亡。我閱讀的時候,不斷想起海明威筆下的密執(zhí)安營地,想起海明威的尼克故事集。
總的來說,張者的寫作越來越內(nèi)斂了。某種意義上,隨著回憶的加深,張者的小說是以“去風格化”的方式來完成自己的風格化。我將張者近來的寫作,看成是他的“朝花夕拾”。小說的人物、場景,如同天幕下的某種剪影,情節(jié)似乎只是剪影與剪影的位移。當然,你可以從生態(tài)文學的角度去品讀這兩部小說,可以從成長小說的角度卻分析它們,甚至可以從地方性寫作的角度去考察它們。但我最感興趣的卻是,從早年的“桃色系列”到如今的“西域系列”,張者的小說都有哪些變化中的不變,以及不變中的變化?變化與不變是如何交織在一起,形成了張者眼下的小說?
張者近年就像一只候鳥,冬天在重慶,春暖花開時來到北京遠郊一個叫灣子的地方。他在那里讀書寫作,養(yǎng)花種地。孤寂似乎是難免的,但他卻是相當享受。早年北大校園里的那個長發(fā)飄飄的、渾不吝的、逃離式的法學碩士,如今成了一個雙鬃有霜的、噓寒問暖的、披月荷鋤的人,這當中已有多少歲月流過?有一點似乎是可以肯定的,他的心魂其實從來沒有徹底安定下來。比如,他總是一遍遍地回到新疆。沒錯,說到去新疆,他說的都是回新彊。我開頭說過,他應該是個懷舊的人,對父母生活的地方、對自己的童年記憶有著深刻感受的人,如今看來沒有說錯。對他來說,回新疆大概就是馬爾克斯所說的“重回種子的道路”。所以,他的系列故事肯定還會繼續(xù),因為種子總是要再次發(fā)芽,并且生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