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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貧專欄|陳春明:扶貧,我的人生精彩

——一個政協(xié)委員的扶貧故事

來  源:重慶作家網    作  者:陳春明    日  期:2020年3月19日     



  

    2001年10月,通過競爭上崗,我就任涪陵區(qū)青羊鎮(zhèn)經發(fā)辦主任。從此,我與扶貧“相濡以沫、風雨同舟”,走過人生最精彩的17年,見證了中國反貧困事業(yè)不斷進步的鏗鏘腳印。


扶貧,從“規(guī)劃”開始 


    我的扶貧故事,是從規(guī)劃開始的。2002年2月底,涪陵區(qū)扶貧辦召開整村扶貧規(guī)劃培訓會,我正式以扶貧專干的角色,在扶貧開發(fā)大舞臺上演唱沒有“休止符”的《扶貧之歌》。
    2002年1月,區(qū)扶貧辦審定青羊鎮(zhèn)山大村、青羊村為市級貧困村,每個村補助30萬元。明確要求,鄉(xiāng)鎮(zhèn)要分村編制《“十五”貧困村扶貧開發(fā)規(guī)劃》(以下簡稱《規(guī)劃》),作為下達財政扶貧資金計劃的依據。當時全鎮(zhèn)工商稅收還沒突破20萬元,60萬元可是“天文數字”般的餡餅。面對青羊鎮(zhèn)有史以來“最大規(guī)!钡姆鲐氶_發(fā),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壓力。鎮(zhèn)經發(fā)辦3個人,一個是科班出身被撤職“發(fā)配”到經發(fā)辦的,另一個是歲數大、學歷低“頂班”上來的女同志。《規(guī)劃》要落地落實落細,得到方方面面的認可,必須下真功夫走村串戶。兩個老資格下屬,我根本指揮不動,獨自一人要在3月20日前完成兩個村的《規(guī)劃》根本不可能!
    走出《規(guī)劃》培訓會場,我立馬用區(qū)扶貧辦項目科電話與兩個村支書和村長溝通,請他們做好征求群眾意見,確定項目方向等準備工作:“誰的《規(guī)劃》做得實在,誰就優(yōu)先預撥項目資金。”
    回到鎮(zhèn)上的當天晚上,我請“周書記”、杜合平在政府伙食團喝小酒,附帶攀上“郞舅”、表姐關系。看我還會“為人”,“周書記”端著酒杯慷慨地說:“你先拿出大山村的《規(guī)劃》,我照到弄一個村的就行了!鼻嘌虼逵辛酥洌O碌纳酱蟠逦荫v村多年,村支記、文書和村長兒媳都是我高中同學,人熟地熟情況熟,編個《規(guī)劃》應該不是問題。
    正月十四日,鄉(xiāng)間道路上到處是走人戶的“親朋好友”!鎮(zhèn)干部們身回到了辦公室,心卻沉醉在長假的“懶散之中”。中午或晚上按慣例在領導家里、同事圈中、村社“關系戶”桌上推杯換盞,“霧里看花”。我卻不敢有這種“閑情逸致”,懷揣給村支書、村長的“拜年紅包”,騎上爛摩托,心急火燎地趕往山大村。
    山大村轄7個社,總人口1500多人。顧名思義山多且大,被定為市級貧困村確也名符其實。鎮(zhèn)政府到山大村辦公室,本來只有5公里多,但因龍?zhí)逗由瞎窐虺闪擞肋h的爛尾工程,必須借道同樂鄉(xiāng)、龍?zhí)舵?zhèn),繞行近18公里!敖煌ㄆ款i”是山大人揮之不去的痛。
    夜晚下了小雨,我把摩托車放在六角村五社公路盡頭,上坡下坎走了兩公里多田間小道,終于在九點半趕到了村長楊圣全家。楊村長60多歲,滿頭花發(fā),老練公道,在老百姓中很有威信。他讓兒媳招呼我進屋,自己卻換上解放鞋:“等一下,我去叫雷厚學!”
    “陳主任,修路我一竅不通,雷厚學給你介紹一下村上公路規(guī)劃的事吧!”十多分鐘后,楊村長帶著一個中等身材的黑臉漢子來到我面前。雷厚學是他堂妹夫,長期在外搞建筑包工程,是遠近聞名的“雷老板”。正說著話,門外的看家狗吼了起來,村支書田茂華、村文書楊明華、副村長趙洪秀先后走了進來。
    田書記和楊村長接到我的電話后,采取電話、拜年聚會等方式,廣泛征求干部黨員和群眾意見,村民一致要求把30萬元扶貧資金全部用于村社道路建設。雷厚學雖是上門女婿,但也在山大村進進出出了十多年。聽說村上要修扶貧公路,趁過年返鄉(xiāng)和村長、書記一起“私自”踏勘現場搞了個《標書》。他翻出規(guī)劃草圖和投資預算對我說:“花墩礶到山大村小學2.3公里村道需要改擴。山大村小學到牛角石壩、到癩疤石再分別到高峰廟和雙碑紙廠,花墩礶到三級站6條社道路總共6公里左右需要新建。村道路按重丘四級設計,路基寬7米,有效路面5.6米,為今后爭取交委的硬化指標打下基礎。社道路按路基寬5.5米,有效路面4.3米設計。片石20公分、碎石3至5公分。如果承包給我,每公里3600元,虧了算我為老家做貢獻,絕對保證質量和工期!蔽以谛睦锬艘幌侣肪和里程,這還真是“比到30萬元箍箍賣鴨蛋”。如果只修路,我編制《規(guī)劃》就簡單多了。
    “但二級站龍?zhí)逗语嬎こ趟淼莱龅氖銈兊媒o我協(xié)調!”雷老板的小九九原來在片石上。
    我想了想說:“村小學到牛角石壩的路得按四級路設計。”
    “那錢不夠喲!”在場的人都用疑問的眼光望著我。
    “鐘濤副鎮(zhèn)長在區(qū)發(fā)改委為山大村爭取了23萬元以工代賑項目資金,用來修二級站公路橋。村小學到牛角石壩的公路是雙石片區(qū)連接青羊片區(qū)的主要通道,修窄了會留‘后遺癥’。修橋的資金拿緊點可以節(jié)約3至5萬元,拿來補公路的窟窿應該夠了!
    有了雷老板的《標書》,《規(guī)劃》壓力一下子輕了許多。剩下的問題就是項目占地必須得到農戶的簽字認可。否則,村上的《規(guī)劃》就空了吹。
    隨著外出務工經商的“流行”,即使發(fā)錢發(fā)物也不一定能把村民招呼攏來開會。為了最快獲得群眾討論通過《規(guī)劃》的印證資料,我用文稿紙現場分社制作了《山大村扶貧項目規(guī)劃明白卡》,引用雷老板的“成果”介紹項目規(guī)劃情況,再用表格的形式讓農戶勾選同意或不同意后簽名。并特別要求,項目占地農戶必須簽名或蓋手印。
    在我們討論雷老板《標書》的時候,村長同院子和“拜年”路過的村民圍了攏來。七嘴八舌議論說:“把錢拿來修路太好了,是政府辦得最好的一件事。”《明白卡》一弄出來,有人就自覺地按社別簽上了自己的大名,特別是村長所在的五社,一下子就簽了十多戶。
    按照分工,村支記、村長、副村長、村文書分別負責所在的六、五、三、七社,二、四社的社長在社上說話“一個唾沫一個釘”,不用村上幫忙也能完成任務。一社最大有近百戶,且社長不很得力,我“自告奮勇”去了一社,順道給三、四社把《明白卡》帶去。簽好的《明白卡》由田書記第二天趕場統(tǒng)一交到我辦公室。
    走第一家農戶,我就差點光榮負傷。山大村到農戶家多為“屎黃泥”路面,“硬頭滑”密布,一不小心就著了道兒,我從田坎上一個“空翻”栽到了下面草叢里,差點就滾到下一塊田去洗澡了。
    中午是農民回家吃飯休息的時候,也是上門簽字的最好時機。為了提高效率,我和李社長分開找農戶簽字。
    到神仙橋附近院子找人簽字,還沒到地壩邊,五條兇神惡煞的狗就將我包圍了起來,滿嘴的森森白牙、不停刨地的利爪和一聲比一聲高的怒吼讓人心驚肉跳。我揮舞著手中的公文包,且戰(zhàn)且退撤到豬圈屋的墻壁下。雖然小心謹慎地應付,但右腿還是被一條黃狗咬了一下。正當我冷汗直冒,心里直嚷“完了!完了!”的時候,一個步履蹣跚的老人走了出來,用棍子驅散很不甘心的惡狗,拿出半瓶白酒,讓我反復清洗尚未出血的“狗牙印”。
    老人耳背,我邊說邊比劃了半天她也沒聽懂啥子意思,簽字劃押的事自然也就黃了。
    我找了根竹棍權作打狗之棒,又思謀著調整了一下戰(zhàn)術,看哪家冒煙就到哪里去。多數農戶很痛快地簽了字,碰到農戶家里拜年,一下子就能簽好多戶。個別項目占地農戶要多費些口舌,但經不起我拍著胸口“保證調整土地,不讓你吃虧”的擔保和“你不簽字,一社修路的計劃我就只有分給其他社了”的威脅,猶豫再三還是把字簽了。
    下午一點半,肚子和嗓子不停地鬧意見。走到王明福家時,夫妻倆正吃午飯:“陳主任,你比我們當農民的還辛苦,這個時候還在跑呀?聽說我們村要修公路,是不是真的喲?來喝口啤酒!”“謝謝!”我毫不客氣一口氣喝了大半碗,人頓時精神了許多,心里也溫暖了許多。女主人要去添飯:“沒有啥子菜個,將就吃吧!”我說:“在社長家吃了才過來的!”
    出了王明福家,我打電話問了一下李社長,戶簽字率已達到60%。走到水竹壩正好遇上村文書簽完七社《明白卡》回家,他比我好不了多少,周身糊得像泥牛一樣:“陳主任,吃了飯沒有?”
    “沒有!”我的回答有氣無力。
    “我也沒吃,一塊回家弄燙飯吃吧!”文書家屬外出打工去了,吃飯的問題只能自己解決。
    我手里端著剩飯剩菜一鍋燴的燙飯吃了個狠吞虎咽,文書的吃相更糟糕,滿頭大汗,頭發(fā)成股狀散亂地貼在額上。
    “這他媽都為了啥呢?”我停下筷子在心里粗魯地罵了一句。
有了山大村雷老板的《方案》作參照,青羊村的《規(guī)劃》工作進行得非常順利。
    那個年代,只有鎮(zhèn)財政所和黨政辦各有一臺電腦。起草《規(guī)劃》全靠手工一筆一劃完成。我不分白天黑夜,對照區(qū)扶貧辦提綱,湊齊“前言、規(guī)劃背景……效益分析等內容,編制資金預算等表冊,描繪工程剖面等草圖,附齊公開公示等附件。多方討教行家里手,摳死項目建設內容、規(guī)模標準、數量單價等細節(jié)。花四天時間寫出洋洋灑灑四萬多字的《涪陵區(qū)青羊鎮(zhèn)山大村“十五”扶貧開發(fā)規(guī)劃》。周順友也完成了青羊村的群眾討論、實地勘測等前期工作,照著我寫的《規(guī)劃》,用三天時間“抄出”了《涪陵區(qū)青羊鎮(zhèn)青羊村“十五”扶貧開發(fā)規(guī)劃》。報鎮(zhèn)相關領導閱簽后,我又趕到縣城打印門市部,馬不停蹄地完成錄入、校對、復印和裝訂等程序,通知鎮(zhèn)黨政蔣曉瓊專程來縣城蓋上黨委、政府印章,終于在3月19日中午拿出了80本《規(guī)劃》。
    不知是我運氣好,還是平時做人做事認真踏實種下的“因”,居然收獲全區(qū)47個鄉(xiāng)鎮(zhèn)街道第一個交出貧困村扶貧開發(fā)《規(guī)劃》,第一個一次性通過區(qū)扶貧辦審核的“果”。給區(qū)扶貧辦領導留下了深刻印象,成為改變我人生軌跡的契機。 


人生,因“摘帽”難忘 


    “接王主任通知,區(qū)委領導安排了重要工作,全辦干部職工留下準備加班!本C合科陳秀蓮科長的通知讓我無奈地停下了收拾桌上文件資料的動作。2007年3月,本以為將“終老”鄉(xiāng)鎮(zhèn)的我,挾《規(guī)劃》“余威”,被借調到涪陵區(qū)扶貧辦項目科。2008年12月,在蔣兆華主任的百般努力下,終于圓了進城的夢想。
    “這加班要到什么時候才是盡頭呀?” 自2015年6月底,四屆市委第135次常委擴大會議決定涪陵、潼南兩區(qū)率先摘掉市定扶貧開發(fā)重點區(qū)帽子后,我就沒有睡過囫圇覺。
    2015年7月14日,在全辦11個人沒日沒夜“連軸轉”,把三個科室負責人幾乎“轉進醫(yī)院”基礎上,終于迎來了全區(qū)脫貧摘帽動員大會的順利召開,涪陵區(qū)率先脫貧摘掉市定扶貧開發(fā)重點區(qū)帽子行動全面打響 。
    在沒有標準、成功模式可復制可參考的前提下,我摸索著起草《關于摘掉市定扶貧開發(fā)重點區(qū)帽子的行動方案》、《關于扎實開展精準扶貧建立精準脫貧長效機制的實施意見》等一系列重要文件;全區(qū)脫貧摘帽動員大會、推進會、領導小組會領導講話;脫貧摘帽工作總結、報告等一系列重要材料。整理《會議紀要》,編報脫貧摘帽《工作動態(tài)》和《工作臺帳》。承擔攻堅督查、督查通報等重要工作。
    按照分片包干制度,我負責江東街道、清溪鎮(zhèn)、南沱鎮(zhèn)、焦石鎮(zhèn)、羅云鄉(xiāng)及所轄十個貧困村“脫貧摘帽”綜合協(xié)調、指導服務工作。
“你不是領了雞苗的嘛?怎么又來了?”9月中旬,我和阿波羅“增福土雞”選育場的工作人員一起給南沱鎮(zhèn)紅碑村養(yǎng)殖戶送土雞苗,哪想到卻遭到了村民的圍攻和哄搶。一個“啞巴”婦女把領到的雞苗背回家,居然厚著臉皮又來了。
    “憑什么只發(fā)給貧困戶,不發(fā)給我們?”一個干瘦的老頭推開維持秩序的村社干部和我,搶過一筐發(fā)給貧困戶的30只雞苗倒入自己的背篼內,背起就跑。其他人看到此情此景,也躍躍欲試。
    “余總,馬上把車門關上去!”一看要糟,我沖著不知所措的育種場人員吼了起來。
    我們把雞苗運到周煒(村文書)開辦的雞苗孵化場閑置圈舍,再按照摸底人員名單,逐個通知來領取雞苗,終于化解了一次“好心辦壞事”的危機。至于被人搶走的30只雞苗,余總“自認倒霉”。
    為了迎接2015年12月中旬至2016年1月上旬重慶市扶貧開發(fā)領導小組的行政驗收和重慶市社情民意調查中心的第三方評估!陡⒘陞^(qū)脫貧摘帽專題片》腳本起草和攝制當仁不讓落在我的肩上。11月中旬,我和區(qū)電視臺專題部的陳文勝主任就開始下鄉(xiāng)采訪、拍片,為脫貧摘帽專題片收集素材。
    “我們按區(qū)上要求的貧困人口識別程序,重新對2014年建檔立卡對象進行了測評和清理,擠掉人情戶、關系戶等水份!苯瓥|街道太陽村(貧困村)支書譚博元邊說邊翻出不納入扶貧幫扶對象的花名冊,舉例說明不納入的原因。
    全區(qū)在“準”上做文章,“四定四評”,準確把控“扶誰的貧”。號準“戶脫貧”病根,按照基礎、生產、勞力、教育四個方面63項指標100分制“四評法”,對1.6萬戶貧困戶進行分類評測,識別出重點貧困戶2984戶、一般貧困戶6824戶、穩(wěn)定脫貧戶6546戶;查實“村銷號”瓶頸,按照基礎設施、產業(yè)發(fā)展、公共服務、組織建設四個方面30項指標100分制“四定法”,對63個貧困村進行分類評測,識別出重點貧困村21個、一般貧困村31個、穩(wěn)定脫貧村11個。
    “托政策好的福,我做夢都沒想到能坐上磚房子!”石沱鎮(zhèn)三竅村,王大姐看著自家破舊危房變成寬敞明亮新房,打從心里感到高興。
    百勝鎮(zhèn)花廟村,一條條新修的道路蜿蜒盤旋在翠色的山頭,一條條人行便道通向村民的家門口。
    “沒得問題,今年保證脫貧!”珍溪鎮(zhèn)卷洞村吳先昌大爺利用山丘林地,放養(yǎng)300多只土雞土鴨,村土雞養(yǎng)殖合作社統(tǒng)一提供雞苗、統(tǒng)一技術指導、統(tǒng)一收購銷售,養(yǎng)殖戶收益保障率大大提高。
    全區(qū)在“精”上下功夫,“到村到戶”,著力落實“怎么扶貧”。2015年投入扶貧資金6.2億元,完成貧困村整村扶貧項目1222個,實現行政村村道通暢率100%、貧困村公共服務中心標準化率100%、行政村無線覆蓋率100%、適齡兒童入學率100%,建卡貧困戶脫貧率100%。63個貧困村“八有”脫貧標準率100%。
    “半年來,林口村積極探索戶幫戶促、黨員干部互助隊、干部接力幫扶等方式,全力助推戶脫貧、村銷號,取得了實實在在的幫扶成效。”馬武鎮(zhèn)林口村第一書記曾蕓風拿出兩大本工作日志,上面記錄著每一戶貧困戶的家庭情況、致貧原因、幫扶措施、脫貧情況。
    全區(qū)在“實”上聚合力,“四個到位”, 明確責任“誰來扶貧”。2015年9月22日,印發(fā)《涪陵區(qū)貧困村駐村工作干部管理與考核辦法》,確保責任、人員、資金和宣傳的“四個到位”。全面落實區(qū)級領導牽頭幫扶貧困村、鄉(xiāng)鎮(zhèn)街道領導主體、區(qū)級部門對口幫扶、企業(yè)結對幫扶、干部包戶“五大責任制”和“一票否決”、督查周報“二項制度”。組建24個區(qū)級扶貧集團,組織10000名干部職工開展結對幫扶,63個貧困村工作隊派駐率、貧困戶幫扶率達100%。
    我用回憶的碎片、走村入戶的影像、實實在在的成效還原了全區(qū)兌現脫貧摘帽“軍令狀”的精彩片段。通過實地走訪和調查評估,市考評組認為“涪陵區(qū)實現了“63個貧困村銷號、5.25萬貧困人口越過扶貧標準線”的目標”。
    2015年下半年,是我參加工作31年來,最難得的“光輝歲月”、最耀眼的扶貧時光、最難忘的人生閱歷。體重從148斤降到了128斤,終于減肥成功! 


自我,因“督查”升華 


    “你們是重慶來的?我們村污得很,和干部有關系的就當得到貧困戶,沒有關系的再窮也空了吹!”我們下車向一對夫妻打聽附近有沒有貧困戶、低保戶。
    “能說一下具體的名字么?”帶隊的組長李永波拿出了記錄本。
    “有人每個月拿著1000多塊錢的退休工資,還是貧困戶!敝心昴腥讼肓讼耄瑴蕚浯蜷_話匣子。
    “屁話多!”男的剛說到這,就被女的推著走了。
    2017年3月10日,我借調到重慶市扶貧辦綜合處,從事脫貧攻堅督查調研工作。33個有扶貧開發(fā)任務的區(qū)縣,先后督查調研了30個,但印象最深的還是對武隆區(qū)的2次督查。
    4月13日,我和李永波一道,前往武隆區(qū)巷口鎮(zhèn)楊家村開展暗訪,這也是我第一次代表市上督查區(qū)縣,心里很有點“裝大尾巴狼”的感覺。碰到趕場的這對夫婦,就問他們這是不是楊家村,有沒有貧困戶、低保戶。這是我們搞督查的“絕招”,到縣城或鄉(xiāng)鎮(zhèn),總往人多的面館、茶館鉆,打聽那個鄉(xiāng)鎮(zhèn)、哪個村最窮。在村上就看哪個房子最爛,打聽哪家最困難。
    “有人么?”看到路邊破舊的土墻房子開著門,我跺腳嚇跑試探著靠近的看家狗,抬腳鉆了進去。
    “鄭治明兒女都在教書,還是貧困戶。我房子像這個樣子,因為兒子在外面打工村上就說我不符合條件!眲鄄先嗽谖覀冏鞒霾缓透刹恳娒娉兄Z后,終于點出了“假貧困戶”的名字。
     我們一路打聽,找到了建卡貧困戶鄭某某的家。新建的三層小洋樓主體已經完工,夫妻倆均為普通勞動力,兒子、女兒均是小學教師。接著又走訪了脫貧戶李某某,此人系煙草公司退休職工,每月領取養(yǎng)老保險金1028元。
    “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我和李永波都發(fā)出了同樣的感慨。
    三天時間,我們先后暗訪了車盤村、楊家村和五龍村,抽樣調查35戶,查出“扶貧對象“漏評”、“三保障”措施不到位、“四類人員”清理不徹底、村社干部“優(yōu)親厚友”、扶貧信息系統(tǒng)數據錯漏、集體經濟“空殼”六個方面一大堆問題。7月,武隆區(qū)將接受退出國定貧困區(qū)的檢查驗收。“這個樣子,能通得過?”對照國家驗收井岡山市和蘭考縣標準,我表示嚴重懷疑。
    6月20日至22日,我又和李道斌副處長一起對武隆區(qū)脫貧迎檢、督查反饋問題整改、扶貧信訪等情況進行督查。暗訪、回訪江口鎮(zhèn)銀廠村等四個貧困村,火爐鎮(zhèn)徐家村等三個非貧困村,走訪農戶35戶,電話回訪農戶20戶。這次督查,徹底改變了我第一次督查武隆區(qū)時的印象。
    為順利通過“脫貧摘帽”驗收,武隆區(qū)全力精準目標,打好融合驅動“組合拳”;精準政策,量身定制脫貧“硬舉措”;精準模式,開辟脫貧發(fā)展“新路徑”;精準督導,促進工作推進“全方位”。在窮山惡水之間,描繪出一幅“綠水青山、金山銀山”的美好畫卷。脫貧攻堅以來,整合各類扶貧項目資金17.34億元,全力實施“十大扶貧攻堅行動”,實現了“住有所居、病有所醫(yī)、學有所教、老有所養(yǎng)、殘有所助”,“行政村通暢、撤并村通達”,“家家自來水、戶戶安全水”等全覆蓋;村級公共服務中心設施完善,便民服務、信息網絡、金融網點等公共服務能力、質量、水平明顯提升;鄉(xiāng)村旅游等支柱特色產業(yè)基本“成型”,建成鄉(xiāng)村旅游示范村(點)50個,扶持發(fā)展鄉(xiāng)村旅游接待戶4031戶,收入突破10億元。貧困戶基本實現“兩不愁、三保障”!昂脗武隆縣,衙門當豬圈。老爺打板子,全城都聽見”的民謠永遠定格在了過去式。
    “我要一輩子都這樣干干凈凈的!”萬峰村有一個70多歲的留守老人,雖然住的是陳舊的土墻瓦房,但房前屋后和穿著打扮非常干凈,連廚房案板下都看不見灰塵,對門上掛著的“清潔衛(wèi)生示范戶”牌子感到很自豪。
    武隆區(qū)把公序良法工程與脫貧攻堅有機結合起來,重塑貧困地區(qū)農民群眾“孝老敬親、寧靜和諧”的道德觀和法制觀。設立200萬元獎勵基金,對獲評的“最美家庭”“鄉(xiāng)賢(道德模范、感動人物)”“區(qū)級清潔衛(wèi)生示范戶”“優(yōu)秀村規(guī)民約”等以全區(qū)通報、授予榮譽證書、掛牌等形式進行表彰,同時,分別給予1000元、5000元、500元、200元獎勵或等額物質獎勵,提振干部群眾脫貧攻堅“精、氣、神”。
    “你是貧困戶嘛?什么時候脫的貧?”我習慣性地問萬峰村姓陳的農戶。
    “我是2016年脫貧的,政府發(fā)得有光榮證!”老人邊說邊拿出扶貧到戶檔案袋。這是我第一次見到脫貧還發(fā)榮譽證書的案例。
    武隆區(qū)率先頒發(fā)《脫貧光榮證書》,引導貧困戶改變“不愿摘帽”的觀念,形成了“脫貧光榮”的良好導向。
    “新選的社長和原來的社長相比,你覺得哪個好呢?”我走訪發(fā)現,有農戶對新選的社長意見很大。
    “新社長好些!她老公遭選脫了,沒有意見才怪!”原來我第一戶走訪的是原社長的家屬。
    雙河鎮(zhèn)新春村瓦房子組組長陳澤向建立了社員微信群,把一些扶貧政策,貧困戶、低保戶的認定情況和社務在群上公開或討論,群眾反響非常好。
    憑著我近30年的農業(yè)農村工作經驗,只找出“脫貧戶增收路徑單一”等三條“問題”交差,在我督查的30個區(qū)縣當中,是唯一一次。
    2017年10月,武隆區(qū)通過國家驗收評估,成為全市14個國貧縣首批“脫貧摘帽”的5個區(qū)縣之一。
    到市扶貧辦后,我從被督查者變成了督查者,站在一個全新的高度和角度,去認識扶貧、理解脫貧、總結攻堅,升華自我,收獲多多。先后完成了《全面小康背景下對我市扶貧攻堅的研究》、《持續(xù)鞏固我市脫貧攻堅成果研究》和《深度貧困鄉(xiāng)鎮(zhèn)脫貧攻堅研究》等民建市委重點課題,課題成果先后被民建中央、市委統(tǒng)戰(zhàn)部采用,《中國扶貧》《當代黨員》等雜志刊用。 


初心,從“考核”出發(fā) 


    “陳老師,你提交的《關于東西扶貧協(xié)作工作考核存在的問題及建議》被民建中央單篇采用,并轉報全國政協(xié)。祝賀您!”收到民建重慶市委參政議政處羅亭的短信,我看到2018年度參政議政先進個人“紅本本”招手的美妙身姿。
    2017年12月,國務院扶貧辦在北京召開2017年度省級黨委、政府扶貧開發(fā)工作成效交叉考核培訓會,東西扶貧協(xié)作首次納入年度交叉考核。在分組抽簽時,重慶“中獎”抽中內蒙。
    重慶市與山東省抽調15名干部,組建交叉考核工作組,由副主任莫杰、趙鋒帶隊,于2018年1月3日至13日對內蒙古自治區(qū)東西扶貧協(xié)作工作進行了嚴肅認真、全面細致的考核。這是我有生以來參加的級別最高的考核檢查。
    我是第一次到內蒙,其印象一直保存在“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的詩句里。特別是克明老師所作的《呼倫貝爾大草原》,曾讓我無限的“心愛”。當飛機降落在白塔國際機場時,我看到的卻唯有冬季的灰色,天地間的綠色被灰色涂抹得干干凈凈,來去匆匆的腳步透著灰色的冷意。
    這次東西扶貧協(xié)作交叉考核,調查了烏蘭察布市化德縣(深度貧困縣),赤峰市喀嗽沁旗、科右前旗,通遼市奈曼旗11個鄉(xiāng)鎮(zhèn)14個貧困村,走訪農(牧)民66戶。15個人分成兩組,我們這個組對化德縣和奈曼旗進行了調查走訪。
    “我在咱們化德縣從事制衣行業(yè)已經有二十多年了。從最早只有十來個工人的個體工商戶,到現在擁有70多個工人,年產量40萬件,包含棉衣、棉褲、童裝等6個品種的成衣。通過政府的扶貧支持,我在有條件的村開辦扶貧車間,實現穩(wěn)定增加農民和村集體經濟收入、減少企業(yè)生產成本‘三贏’局面。”化德縣服裝創(chuàng)業(yè)園達遠制衣公司的老板劉志介紹說。
    “你找個會議室,再找?guī)讉貧困戶工人我們單獨訪談一下! 發(fā)源于山東的“扶貧車間”早有所聞,對化德縣企業(yè)老板“有板有眼“的介紹不感興趣,長期的扶貧實踐告訴我在什么情況下才能聽到 “真扶貧、扶真貧”聲音。
    “我算是廠里賺得少的,因為要一邊照顧家里的農活一邊工作!鲐氒囬g’為我們能做針線活兒的人提供了在家門口打工的機會,照看家、賺錢兩不耽誤! 45歲的謝桂芳是一名機工,每年從四月份到元旦前后工作7至8個月,每個月能賺4到5千元。
    我們看了2個企業(yè)后又走訪了朝陽鎮(zhèn)朝陽村等4個村的“扶貧車間”。
   “你一個月能掙多少錢?”我沒跟隨大部隊“走馬觀花”,我悄悄問一個正在角落整理羊駝絨碎片的漢族老大爺。他地方口音雖重,但還可以交流。他兒子因腦溢血癱瘓在床,兒媳帶著孫子跑了,他成了家里唯一的頂梁柱。
    “80元一天,做一天才有一天!家里種了15畝地的玉米,剩余的45畝村上統(tǒng)一租給別人了!崩洗鬆斠娭車鷽]干部,還挺健談的。
    “一畝地租金多少?”
    “一百五一畝,一年有六七千塊錢的收入!
    “你住的房子怎么樣?冬天有暖氣么?”
    “房子是政府統(tǒng)一修的,燒炕的煤由政府免費送到家里!
    事后我問村干部危舊房改造的事,他說:“化德縣城的房子才1400元一個平方,農村的危房改造由政府統(tǒng)一規(guī)劃、建設和安置,貧困戶基本不出錢!
    化德縣落實北京市東城區(qū)300萬元扶貧資金,利用服裝產業(yè)優(yōu)勢,培育龍頭企業(yè),盤活村委會閑置資產,開辦“扶貧車間”。建立了市場、企業(yè)、貧困村和貧困戶之間全新的利益連接機制,解決了企業(yè)用工、村集體經濟空殼、農村勞動力就近就地就業(yè)“三難”問題。截止2017年底,已在6個鄉(xiāng)鎮(zhèn)建立“脫貧車間”24個。62個脫貧車間全部完成后,預計可提供就業(yè)崗位2173個,其中貧困人口1304人,月人均純收入達到1800元。
    “鎮(zhèn)上的醫(yī)生會定時走訪建卡貧困戶,送高血壓等特殊疾病用藥和感冒藥,如果沒人在家,就放小藥箱里。”在化德縣走訪農戶的過程中,我對建卡貧困戶門前的小藥箱很好奇。在走訪一戶因病致貧的農戶時,我特意問了一下女主人。
    據化德縣分管副縣長介紹,全縣在項目鄉(xiāng)鎮(zhèn),對建卡貧困戶實行免費體檢,簽約服務。對臥床不能自理的殘疾人、因病臥床的五保戶、患惡性腫瘤晚期臥床的病人以及其他因疾病導致臥床不能自理,且住院治療有困難的建卡貧困患者設立“家庭病床”,進行上門醫(yī)療服務。截止2017年底,已建立家庭病床221張,上門服務538次,送藥2500人次,醫(yī)藥費用總額3.6萬元。
    離開化德縣到奈曼旗的早上,終于見到了鋪天蓋地的雪、一望無際的雪,終于體驗了“我愛你,塞北的雪”的無限魅力、“長城內外,唯余莽莽”的滔天氣勢,借著雪后朝陽,融化了呼倫貝爾大草原“灰色”的遺憾。
    在奈曼旗考核調查時,我終于過了一把車子在河上溜冰的癮。布仁旗長帶著我們實地考察了兩個樣板項目—青龍鎮(zhèn)得力營子村畜牧產業(yè)和互利村甘薯產業(yè)發(fā)展項目?荚u組的人都把注意力放在“入股分紅”、“貧困戶覆蓋率”和“戶均收益”上,我卻非常細致地看了兩個村貧困戶與專業(yè)合作社(業(yè)主)簽定的幫扶資金入股協(xié)議。得出“對貧困戶入股的農村專業(yè)合作社市場競爭能力、自然災害風險承受能力,經營虧損導致農戶與鎮(zhèn)村產生土地租金、股金糾紛等項目風險評估不到位”;“土地經營權流轉、貧困戶補助資金入股的折算標準、占股比例沒有明確和量化,存在損害貧困戶土地租金、政府補助資金本息等利益的風險”;“《協(xié)議》與《合同法》、《公司法》和《土地承包法》有沖突”等結論。在起草交叉考核報告時,我不但沒有作為“樣板”經驗推介,反而作為問題給予呈報。
    通過近11天的調查走訪,考評組一致認為 “京蒙合作”取得積極進展,探索總結了“產業(yè)帶動增強造血功能”等好的工作經驗。在2018年1月18日向國務院扶貧辦提交的《2017年東西扶貧協(xié)作(內蒙)交叉考核報告》中,給出了“較好”的整體評價。
    起草的《報告》交彥顏副處長后,我余興未盡,乘勢奮筆寫出了《關于東西扶貧協(xié)作工作考核存在的問題及建議》,從制度設計、指標設置、考評規(guī)程三個方面提出了六條建議,并及時呈報給了民建重慶市委。
    2018年3月底,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fā)了《關于2017年度省級黨委和政府扶貧開發(fā)工作成效考核情況通報》,內蒙古自治區(qū)在中西部22個。ㄊ小⒆灾螀^(qū))中排序倒數“第一名”。這個結果讓我對習近平總書記“要實施最嚴格的考核評估制度,而且要較真、叫板”、“總的還是壓擔子給省一級,省負總責、市縣抓落實、鄉(xiāng)村撲下身子”的扶貧論述有了進一步的認識和理解。
    考核評估、脫貧摘帽不是評功擺好、到站歇氣,而是糾過失、整行裝、再出發(fā)。
    我和朋友開玩笑:“我這輩子,下半輩子做‘好事’(扶貧工作17年),還算一個‘好人’!”
    一路走來,我行千里不改初心,致廣大精彩人生,做好人扶貧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