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圓我傳記文學夢

一

今年4月17日，西南大學一百一十周年校慶，學校隆重舉行《袁隆平傳》首發(fā)式。中國工程院院士、杰出科學家、雜交水稻之父袁隆平親臨大會并向?qū)W生代表贈送《袁隆平傳》，我作為該傳作者，在會上發(fā)言，表達了我對袁隆平院士的敬意和寫作《袁隆平傳》的初衷。會后，我在西南師大出版社服務部簽名集書，受到學生的熱烈歡迎。此前兩天，重慶晚報以一個整版介紹宣傳《袁隆平傳》。我感到無比的欣喜。我不由想起，我從1976年開始寫《隨衛(wèi)敬愛的周副主席》，到現(xiàn)在剛好40年。四十年來，我同傳記文學真是結下了不解之緣：這么多年來，為了寫好革命家和作家、藝術家的傳記，為了撰寫傳記文學的理論專著，我天南海北地奔走，絞盡腦汁地構思，殫精竭慮地寫作，反反復復地修改;真是是費盡了心思，耗盡了心血啊!

從受父親熱愛讀書的習慣的潛移默化和建國初期朝氣蓬勃的時代風潮的影響，我從小就喜歡上了文學，尤其是描寫英雄人物的武俠小說和傳記作品。我從小學四、五年級開始看《說岳傳》、《七俠五義》、《三俠劍》等武俠小說，并到茶館聽評書。考入重慶一中以后，又把興趣轉向了英雄人物的傳記，看了《羅蒙諾索夫》、《卓婭和舒拉的故事》、《古麗婭的道路》、《高玉寶》、《把一切獻給黨》等傳記作品，而李銳的《毛澤東初期的革命實踐》一書，我竟一連看了兩遍，對我的讀書學習、立志修身，都產(chǎn)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也對我熱愛和寫作傳記文學產(chǎn)生了直接的作用。高中畢業(yè)時，盡管我的數(shù)理化成績也是全校一流，但我卻舍棄了當科學家的夢想，而報考了文科——我要作一個作家、記者，走遍神州的大好河山，寫出祖國的壯麗風光，塑造出民族的英雄人物!進入四川大學以后，我在系統(tǒng)地學習古今中外文學和讀詩寫詩的同時，仍然保持著對傳記文學的愛好，讀了《史記》和《懺悔錄》等中外傳記文學名著。大學畢業(yè)時，我的畢業(yè)志愿書上填寫了新疆、云南、貴州，我渴望到邊疆、到異域去建功立業(yè)，寫出我們民族的英雄人物和異域風情。誰知，川大卻把我分回了故鄉(xiāng)重小慶的一所高校。我決定走一條學者兼作家的道路。又誰想，到川外才半年多，一場巨大的浩劫就發(fā)生在中國也降臨到我們的校園!我不得不經(jīng)常逃避武斗，躲回家中，看書寫詩寫散文寫小說，在文學欣賞和創(chuàng)作中，減輕對時局的焦慮，尋求心靈的安寧。

二

粉碎“四人幫”，思想大解放，我被壓抑的創(chuàng)作熱情象火山的巖漿一樣噴射出來!1976年10月下旬，重慶市委宣傳部領導組織作家為幾位老紅軍撰寫懷念周恩來的文章。我分配為重慶特鋼廠的廖其康同志寫文章。他在抗戰(zhàn)初期曾擔任周總理的警衛(wèi)副官。幾天之內(nèi)，我聽他講述，寫出了文章，發(fā)表在人民日報上。但是，他作為周恩來的隨身警衛(wèi)，跟隨總理多年，了解很多的周總理的生動事跡和感人細節(jié)。我勸他把這些珍貴的材料記錄整理出來。不久，我院黨委書記王丙申突然通知我，說市委書記要我為廖其康整理回憶錄——原來是廖其康找到市委書記，要我為他整理回憶錄。于是，我每天到他們廠招待所聽他擺談，晚上回家記錄整理。就這樣，我們一連談了將近一個月，我整理出十多萬字的初稿，取名為《隨衛(wèi)敬愛的周副主席》。稿子很快由市委印刷廠排印出一百本，分寄鄧穎超等有關領導同志和有關部門。而我則帶著幾份稿子，去到北京，送給童小鵬等同志審閱。小鵬跟隨周恩來多年，曾擔任總理辦公室主任。他對此書非常重視，用幾天時間看完全書，并當面給我提出了修改意見。為了補充、核實和印證材料，修改好此書，我又到廖其康跟隨總理工作過的西安、桂林、武漢原八路軍辦事處及延安等地進行參觀訪問�；氐郊抑�，我連更連晚進行修改補充。書稿送到四川人民出版社，很快于1978年2月——即周總理八十誕辰之前出版。這可以說是全國第一部寫周總理的單本傳記作品。1978年四五月間，山西省出版局黨委邀請廖其康到山西舊地重游。廖老要我與他同行，為他記錄整理。當時，我已報考了中國社科院文研所的研究生，正在復習功課。但是，為了寫好回憶周恩來的傳記，我忍痛放棄了復習，也即等于放棄了讀研究生的機會，陪同廖老去了太原、汾陽及西安等地，實地考察周恩來抗戰(zhàn)時期在山西的革命活動，寫出了《隨衛(wèi)周副主席到山西》一文，收入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周總理在山西》一書，我還對《隨衛(wèi)敬愛的周副主席》作了修改補充，于1979年11 月再版。

三

1977年4月，四川省委宣傳部指定我為北京一家出版社撰寫一篇家鄉(xiāng)人民懷念陳毅元帥的文章。我在四川省委、重慶市委、內(nèi)江地委宣傳部同志陪同下，去到陳毅故鄉(xiāng)樂至縣，參觀了他的舊居，訪問了家鄉(xiāng)親人和鄉(xiāng)親。在采訪中，人們告訴我：建國以來，還從來沒有人來了解過陳毅的事跡，卻只有北京、成都來的紅衛(wèi)兵調(diào)查陳毅“反黨反毛澤東思想的罪行”。我聽了非常氣憤。我一下想起少年時讀過的有關毛澤東青少年時期的傳記。我想：我應該寫一本陳毅青少年時期的故事，以回擊和批判林彪、“四人幫”誣蔑和陷害陳毅同志的卑劣行徑。于是，我擴大了采訪的內(nèi)容和范圍，不但訪問了陳毅家鄉(xiāng)的親人和鄉(xiāng)親，還到成都、重慶訪問了他的哥哥陳孟熙和弟弟陳季讓等親友，去了他當年讀書學習和游歷過的地方。我在寫好并發(fā)表了《家鄉(xiāng)人民懷念陳毅》一文之后，又寫了《陳毅青少年時期的故事》初稿。在上海人民出版社決定出版此書之后，我又專程再去樂至，采訪了陳毅的一位表弟，他給我講述了陳毅小時候的一些故事，還提供了陳毅少年時寫的幾首詩、對聯(lián);我還專門到蘇州采訪了陳毅的胞妹和妹夫，到北京征求陳浩蘇、陳丹維等人的意見，然后用十多天的時間到上海出版社改稿。1979年11月，《陳毅青少年時期的故事》出版，1980年五四，團中央將此書作為優(yōu)秀讀物，向全國青少年推薦。這可以說是全國第一部陳毅的單本傳記文學著作。

四

我是重慶人，在沙坪壩重慶一中讀高中時，就聽過《紅巖》作者羅廣斌、楊益言關于革命烈士斗爭事跡的報告，并多次到烈士墓瞻仰掃墓�？墒�，1971年，當我所在的四川外語學院從北碚遷至沙坪壩烈士墓旁邊時，烈士展覽館和著名的渣滓洞、白公館監(jiān)獄舊址都被關閉——因為江青在一次惡毒的講話中誣蔑四川地下黨是叛徒，沒有幾個好人。我感到憤懣不解。1979年初春，四川省和重慶市領導組織作家撰寫烈士傳記，指定我我撰寫《羅世文傳》。我到展覽館資料室查閱了羅世文及有關烈士的資料——那時羅世文等烈士的資料非常少，現(xiàn)在的資料絕大部分是我以后搜集起來的。當年春節(jié)前，展覽館即派出資料組戚雷同志(他不幸才二十多歲就去世，謹在此向他表示沉摯的吊唁)協(xié)助我去羅世文家鄉(xiāng)威遠縣與自貢市交界處的觀音灘搜集資料。羅家是一個大家族，19世紀在自貢是很顯赫的，到羅世文出生時候才衰敗下來。羅家舊居是一個很大的院落，有幾十棟房屋，有大花園，有小溪、荷池，還有藏書閣等建筑。雖然因為土改后分給許多家農(nóng)民居住而破損不堪，但仍能依稀想見當年的豪華。從大門旁傾倒的石柱上的對聯(lián)：“有釣魚情船歸不系，無出山意云與俱閑”，讓我隱約窺見了羅家長輩的曠達胸懷。在自貢，我們還在羅家后人中找到了羅世文的家譜。知道羅世文的妻子叫王一葦。在重慶，我找到了羅世文的堂弟羅世良，他給我提供了很多材料。暑期，我到羅世文戰(zhàn)斗和工作過的川陜蘇區(qū)及延安，查閱資料，并到北京訪問了廖承志、魏傳統(tǒng)、韓子棟(小說《紅巖》中華子良的原型)等老同志。我寫出《羅世文傳》初稿后，市委宣傳部為我聘請的顧問、原四川地下黨省委秘書長、時任西南政法大學黨委書記的張文澄同志指出：你在傳記中稱王一葦為羅世文妻子;但是，羅世文在1938年提出要同王一葦結婚，省委并沒有同意;因此，現(xiàn)在如要稱她為羅世文妻子，須要得到黨中央批準。

張文澄同志的話，使我大吃一驚，也讓我感到了任務的艱巨。但是，既然選擇了，我就不能退縮，只能迎難而上了!

當時，連展覽館的同志也不知道王一葦?shù)那闆r，只是聽說她好像在重慶法院工作。我多方向重慶市法院和西南政法大學的老同志打聽，終于從一位老同志口中得知：王一葦解放后在重慶高分院工作，后來調(diào)到四川省高法院工作，是否健在，不太清楚。

1980年暑期，我利用閱高考閱卷的機會，開好介紹信，到成都高法院。高法院政治處的同志一聽是了解王一葦，非常冷漠的說：她早已死了。我說明我在寫羅世文烈士的傳記，王一葦是羅世文的妻子，我非常需要了解王一葦?shù)那闆r，請他們務必提供王一葦?shù)臋n案。他們依然冷淡地說：那你過幾天來吧。幾天后，卻得到一個意想不到的結果：王一葦?shù)臋n案不在了!我想，這怎么可能呢?我只有請他們再仔細找找!他們非常勉強地說：那你就再過幾天來吧!過了幾天，我再去高法院，得到的回答依然是沒有!我又請他們再找。過幾天去，他們說沒找到，你到到四川省檔案館或成都市檔案館去查一下吧!我只好去了這兩個檔案館還是沒有!一個暑假就這么折騰過去了。第二年暑期，我又去到省高法院，政治處同志說：王一葦?shù)臋n案可能是“文革”中借調(diào)到成都軍區(qū)了;幾天后，他們又告訴我：是成都軍區(qū)兩位同志借去未還，讓我自己去找。我到成都軍區(qū)打聽這兩位同志，誰知他們早已轉業(yè)到山東，軍區(qū)也不知他們的單位和地址。線索就這么斷了!我沒有恢心，我想：王一葦是“文革”前才去世的，應該有同事了解她的情況，單位也應當知道她家的住址呀!于是我再次去到高法院。令我驚奇和憤怒的是，對我提出的兩個問題，他們的回答竟然是不知道!他們是真正地拒絕提供任何幫助了!但是，我還是不死心!我在省作協(xié)的朋友中打聽有無省高法院的朋友。一位作家給我提供了一位高法院的老同志。我拿著他的私人介紹信到高法院找到了這位老大姐。當他聽我講政治處同志說不知道王一葦生前的住址和朋友時，氣憤的說：“一葦生前住在線香街，離我們高法院只有幾十步，高法院誰人不知，哪個不曉!而我就是她生前好友，他們批判一葦?shù)臅r候非要說我是她同伙，怎么現(xiàn)在你來了解一葦?shù)氖论E，他們又不告訴你呢?因為王一葦就是被他們審查，她才咬斷舌頭絕食而死的!”她說：“我現(xiàn)在就帶你去一葦?shù)募摇?amp;rdquo;果然，沒走幾步就到了!正當我慶幸找到了新線索時，我又碰到了新問題：羅世文和王一葦沒有兒女，她死后，房主已另換住戶，現(xiàn)在的住戶都不知道她的任何親人!我到派出所、街道辦事處打聽，也都不知道她有任何親人。我再次陷入了困境!但我不甘心失敗，我再次走到王一葦舊居，挨家挨戶地詢問。終于，一位剛下班的青年女工告訴我，她小時候經(jīng)常到王一葦阿姨家玩，王阿姨經(jīng)常給她講羅世文烈士的故事。王一葦死時，是她拿著大人們給她的信，去通知王阿姨的弟弟來料理的后事。我一聽，高興得差點跳起來!——她該知道王一葦?shù)艿艿牡刂妨?可是她回答說：那時候她才十來歲，現(xiàn)在已記不得王阿姨弟弟的名字和地址了!我再次失望了。我失望地走在成都的大街上。我想，跑了一年多，沒取得任何效果!就這么算了嗎!不行!我不能放棄!我得再去啟發(fā)那位送信的姑娘!暮色中，我再次走進姑娘的家，向她詳細說明了了解王一葦對寫好羅世文傳記的重要!請她再仔細想想!她被我感動了，表示愿陪我去找王一葦?shù)牡艿埽核�家好象住在紅星路，他肯定姓王，是個老人，我們從紅星路一號找起，肯定能找到。于是，她冒著夏日的余威，陪我一家一家去問：你們這兒有沒有一個姓王的老人�？墒�，找了兩百多家，走了兩個多小時，還沒找到人。眼看已是晚上10點多鐘了，我必須送她回家了。送她到家門口，她對我說，明天她休班，還同我一起去找!我真的被她感動了!第二天早上八點，我去到她家，她已站在家門迎接我，一見我，她就非常高興地說：“有線索了!有線索了!”原來昨天晚上回家，在屋門口乘涼時，一位下夜班的女工回憶說，王一葦常有個叫“奶妹”的侄女來看她，這個“奶妹”好像在戰(zhàn)旗文工團工作!現(xiàn)在我就帶你到戰(zhàn)旗文工團。到了文工團，果然找到了“奶妹”——原來她真是王一葦?shù)闹杜�。她帶我去了她爸爸�?amp;mdash;—果然就在紅星路。她是一位中學外語教師。他講述了王一葦家的歷史，也講了王一葦與羅世文相愛的過程。他介紹我去訪問王一葦?shù)男〉艿芡醣娨?amp;mdash;—他是山東省委副書記，王一葦?shù)幕貞涗浺苍谒�那兒。我立即把情況給省委宣傳部副部長陳文匯報了，他同意我去山東訪問王眾音，并到北京向中組部請示王一葦能否稱為羅世文的妻子。我冒著38度的酷熱去到濟南，趕到威海，見到了王眾音，他給我講了王一葦豐富曲折的經(jīng)歷：她25年加入共青團，26年參加廣州婦女運動講習所，是鄧穎超的學生，26加入共產(chǎn)黨，參加了廣州暴動。王眾音說：王一葦解放后為什么被審查?是因為她曾在解放前被捕，后來報上登出了她的“脫黨”聲明，但是，這個聲明不是她寫的，是她爸爸幫她女兒寫的——為了讓自己的女兒出獄。一葦出獄后，羅世文相信她沒有叛黨，想為她恢復黨籍，可當時地下黨省委沒有同意。解放后，她被審查，她受不了這種屈辱，自殺了——落下個自絕于黨的罪名。說到這里，王眾音沉摯地說：“人都已死，夫乎何求?只求組織上為她恢復名譽，還她一個清白!久麟同志，請你回川給省委組織部反映一下，給任白戈同志(當時四川省顧問委員會主任)談談——我同一葦三十年代在日本搞黨和婦女工作，都是白戈同志領導的!拜托了!”

懷著眾音同志的囑托，我去到北京，拜會了中組部部長陳野萍和老干部局局長鄭伯克同志。他們對我的工作非常支持，專門派人把“文革”中分散到外地的中組部的檔案庫中羅世文的有關資料調(diào)回北京讓我看。鄭伯克還告訴我：“38年羅世文提出同王一葦結婚，因為王一葦脫黨的問題沒搞清楚，再加上羅世文是公開的中共省委書記，而王一葦卻主要從事統(tǒng)戰(zhàn)工作，成天和地方軍閥的太太小姐在一起，身份懸殊太大，所以沒有批準。在‘搶米事件’后(“搶米事件”是1940年春國民黨特務策劃的一場搶米活動，企圖嫁禍共產(chǎn)黨，并以此為由逮捕了羅世文、車耀先同志——郭注)，羅世文和車耀先被捕，省委很擔心羅世文家里的文件被國民黨特務查獲造成黨的重大損失，決定派人前去銷毀羅世文家的全部材料。這是一項非常危險的工作，因為羅世文的家很可能已被特務監(jiān)視起來了!我們只好把這個任務交給王一葦——因為她和羅世文一直同居。我找到王一葦，把這個任務交給了她。第二天，她如約告訴我——羅世文家的材料已全部銷毀。‘搶米事件’后，除了羅世文、車耀先被捕外，四川地下黨確實也沒受另外的損失。就從這件事，也可說明王一葦是個好同志。”鄭伯克最后說：“我現(xiàn)在可以鄭重地告訴你，你在《羅世文傳》中可以稱王一葦為羅世文的妻子!”

以后，我還采訪了時任中共中央軍委秘書長的楊尚昆同志，他兩次接見我們，給我們講了吳玉章、羅世文的事跡�！读_世文傳》寫了五稿，陳文副部長審閱了三次，并寫了序言。此書出版后，即獲四川省和重慶市首屆哲學社會科學三等獎。

在此前后，我兩次給任白戈同志和四川省委組織部反映了王一葦同志的情況，請他們盡快為她平反、落實政策。不久，四川省委組織部連續(xù)發(fā)出兩份文件，給王一葦平反和恢復黨籍。王眾音看到文件后非常高興地來信說：“你為了真理，為了正義，不辭辛勞，天南海北地奔波，終于把家姐的事弄了個水落石出。你的這種精神，值得我們學習。世文、一葦九泉有知，也會感激你的!”二十年代末參加革命的蘇雁秋在審閱初稿后題筆寫詩：“每望陵園百感多，英雄偉跡恐消磨。耐君揮筆成青史，月桂天仙舞婆娑。”以后，我應四川少兒出版社之約，寫了《少年羅世文》一書。我運用了文學的手法，文學的想象，在盡可能還原歷史背景和場景的情況下，生動地描寫了羅世文在苦難中出生，在屈辱中成長的艱難歷程和他刻苦學習、追求真理的精神，詳細描寫了羅世文母親賣身葬父，忍辱負重培育兒子的堅強性格和動人形象。

同時，在采訪羅世文事跡的過程中，我了解到女烈士張露萍的事跡，率先將其寫入傳記，《新華文摘》轉載了其中章節(jié)，引起四川省委的重視，專門成立一個小組，調(diào)查張露萍等人事跡，并追認其為烈士。后來，我又將《羅世文傳》改編成電視劇《雕像的誕生》，榮獲中宣部文藝局和中央電視臺全國優(yōu)秀電視劇獎。

五

《羅世文傳》出版前，我向四川省委宣傳部陳文副部長提出為吳玉章寫傳的計劃。他十分支持，讓我約幾位朋友一起來寫。我約了一位親戚、兩個朋友，組成了《吳玉章傳》寫作組。我們到北京、武漢、廣州等地檔案館查閱材料并訪問了大量知情人，搜集到大量材料。就在我們緊張編寫《懷念吳老》、《吳玉章文集》、《吳玉章年譜》之時，我卻受到無端的批判，并被排擠出寫作組;在《懷念吳老》、《吳玉章文集》、《吳玉章年譜》的前言后記中，也抹煞我三年多的辛勞和貢獻。這件事深深地傷害了我。我沉痛地中止了革命家傳記文學的寫作，而轉向文學批評和理論研究。陸續(xù)出版了《文學創(chuàng)作靈感論》、《論賀敬之的詩》、《散文知識與寫作》等理論專著，創(chuàng)作出版了詩集《愛的琴弦》、《新編女兒經(jīng)》和《郭久麟散文集》、《當代西南企業(yè)與企業(yè)家》;還創(chuàng)作并拍攝了電視劇《沉默的情懷》和《雕像的誕生》及三部電視專題片。

但是，對傳記文學的熱愛之情依然不時地沖激著我的胸懷。有鑒于傳記文學理論研究的滯后，而自己既有傳記文學創(chuàng)作的體驗，又有在高校工作和熱心從事理論研究的條件，我決定從事傳記文學理論研究，為傳記文學的發(fā)展做出力所能及的貢獻!我于1995年向四川省教委申報了《傳記文學寫作論》的課題，得到了批準。我有有計劃地閱讀、學習和研究了古今中外的大量傳記文學著作，寫出了“傳記文學的性質(zhì)”，“傳記文學的發(fā)展歷程”及“傳記作家的修養(yǎng)”等章節(jié)，提出了傳記文學可以在細節(jié)上虛構和運用再造想象乃至在細節(jié)上適度夸張的觀;然后，我融進了自己十多年來從事傳記文學寫作的經(jīng)驗教訓和心得體會，對傳記文學寫作中面臨的傳主的選擇、材料的搜集、考證、使用，主題的提煉、結構的安排、技法和語言的運用等問題，作了具體論述。

1999年初，《傳記文學寫作論》出版。我又撰寫了《傳記文學寫作與鑒賞》一書。該書上篇論述了傳記文學寫作的規(guī)律和方法，下篇對從古至今的中國傳記文學名篇進行了評析，在以傳記文學真實性、歷史性、科學性同文學性、藝術性、審美性相結合的標準及以現(xiàn)當代為主的原則下，選取了八十余部(篇)傳記文學名著進行了賞析和評論。

《傳記文學寫作與鑒賞》出版后，有鑒于中國尚無二十世紀傳記文學史，而我在撰寫《傳記文學寫作論》一書的過程中，已經(jīng)對中國現(xiàn)當代傳記文學進行了較全面的掃描和初步的研究，我決心趁熱打鐵，寫一部《中國二十世紀傳記文學史》，以填補傳記文學研究的空白。我的這個計劃再一次得到重慶市社會科學規(guī)劃辦公室領導的支持。三年多的時間里，我反復閱讀、比較、挑選二十世紀的優(yōu)秀傳記文學作品，一部一部地進行分析、評論;然后又在總體上對二十世紀傳記文學進行系統(tǒng)的觀照和梳理，研究其總體的發(fā)展趨勢和脈絡，經(jīng)過三次修改補充，寫出了40多萬字的《中國二十世紀傳記文學史》。史傳出版后，受到學術界好評。中國傳記文學學會前會長、中國青年出版社前總編王維玲指出：該書“對中國20世紀傳記文學作了歷史性、系統(tǒng)性、科學性的研究和評價，對中國20世紀傳記文學的精品作了比較、分析、綜合、歸納......該書氣勢宏大、內(nèi)容豐贍、見解獨特、論述深刻。它的出版是傳記文學史上一項開拓性的工作，具有填補空白的意義。”(1)著名傳記文學評論家全展教授認為：該書“具有宏闊的學術氣象、扎實的理論品格以及很強的現(xiàn)實指導作用。”(2)

2009年，我到深圳采訪原深圳文聯(lián)主席張俊彪，并為其寫傳。他約我同他主編一部包括港澳及海外華人文學的《大中華二十世紀文學史》。這正和我心。因為我在教學中幾次參與編寫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史，自己有一些新觀點、新想法，始終未能實現(xiàn)，現(xiàn)在我作主編，就可實現(xiàn)自己的學術抱負了。于是，我提出了把傳記文學作為獨立文學文體并按七種文學文體結構這部文學史的新觀點，即按詩歌史、小說史、散文史、報告文學史、傳記文學史、戲劇史、影視文學史和港臺及海外華人華文史八個篇章結構全書。我們約請全國高校中的幾位專家，用了近兩年的時間，撰寫出這部大型史典，我獨自撰寫了其中的“中國二十世紀傳記文學發(fā)展史”和“中國二十世紀詩歌發(fā)展史”兩篇共40多萬字。該史典是一部有獨創(chuàng)性的大型史典。

我認為傳記文學應該是與純散文和報告文學并列的、獨立的文學文體。因此我專門寫了

《中國二十世紀傳記文學史》，并在《大中華二十世紀文學史》中把傳記文學與散文、報告文學都作為獨立文體為之寫了百年發(fā)展史。我還在《文藝報》和《中國人物傳記》上載文闡述這個觀點，希望能早日讓傳記文學被文學界文化界公認為獨立文學文體，以取得更大的發(fā)展。

六

在撰寫傳記文學理論專著的過程中，我更認識到傳記文學寫作中，選擇傳主最重要的是選擇同自己興趣愛好比較接近而又最熟悉的人。我是學文學的，同我興趣愛好比較接近而又最熟悉的人，當然是詩人作家了!剛巧，七十年代帶領我編撰詩集《紅巖村頌》的著名詩人雁翼來到重慶，幾位詩友約我去看望他。他給我講述了他六十來歲時舍棄天倫之樂，一個人到深圳深入生活、進行創(chuàng)作;七十多歲高齡還一個人住在北京，拿出自己的稿酬約請世界各國首腦寫歌頌和平與建設的詩，編輯《世界和平圣詩》。我深深地感動了!我覺得，在他身上體現(xiàn)了中華民族最優(yōu)秀的性格，那就是永不停頓地攀登!因此，我決定寫他的傳記。雁翼非常高興，給我寄來了他的全部作品，并在信中說：“相信你會突破一般的傳記的寫法。人，都是感情的載體，有美亦有丑，我亦然。”這封信使我對寫好他的傳記充滿了信心：因為他尊重傳記的真實性，不要求把他寫成完美的人，不忌諱表現(xiàn)他的缺點和弱點，不忌諱寫他的感情生活。我感到，我選擇雁翼作為傳主，選對了!

我閱讀了他的全部著作，我一次次在重慶、到北京、到成都同他傾談。我感到，要想使這部傳記有突破、有創(chuàng)新，有深度、有高度，就不僅要生動形象地描寫出雁翼波瀾壯闊、曲折豐富的人生歷程，還要緊緊抓住雁翼之所以能從半文盲成長為海內(nèi)外都有相當知名度的詩人作家的主觀原因和客觀條件——主觀原因，就是他對文學事業(yè)的摯愛和孜孜不倦的求索精神;客觀條件，則是顏氏家族(雁翼原名顏洪林，是顏回的后代)的遺傳基因，爺爺和母親的言傳身教，家鄉(xiāng)民間文化藝術的熏陶、部隊熔爐的培養(yǎng)教育，時代風潮的激蕩磨礪等等。于是，我詳細地描寫了雁翼是怎樣在爺爺、祖母、母親和教師影響下參加了八路軍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更詳盡地寫出了八路軍這座革命熔爐對他的培養(yǎng)和熏陶，使他走上了文學創(chuàng)作的道路;我還詳盡描寫了雁翼在“文革”中慘遭逮捕、監(jiān)禁、批斗、審查，不但沒有動搖他對文學事業(yè)的信念，反而讓他更多地、更深地認識了生活的真實和慘烈，促使他寫出了更加深刻、深入地反映人民生活和歷史真相的作品，一步步走向自己人生和事業(yè)的高峰。

我感到高興的是，我不僅寫出了一個鮮活的人物和心靈在大時代的成長發(fā)展，并通過他的成長發(fā)展來反映這個波瀾壯闊、繽紛多彩的時代;而且還突破了當代傳記文學不敢表現(xiàn)內(nèi)心情感的禁忌，大膽地、深入地揭示了傳主的內(nèi)心世界、感情世界，甚至是隱秘的感情領域。在寫法上，我盡量描述生動的故事，選擇典型的細節(jié)，并運用富于情感的、具體生動而又流暢典雅的語言，創(chuàng)造文學的氛圍，文學的意境，以使傳記顯得生動活潑，有較強的藝術魅力和吸引力。

后來，我應邀參加賀敬之國際學術研討會，見到了我十分尊敬又十分熟悉的賀老。我在川大讀書時就喜歡他的詩，畢業(yè)后寫了《論賀敬之的詩》的理論著作，并多次到他家同他和柯巖暢談詩歌、人生。我想，我應該寫賀敬之、柯巖合傳。他讓我先寫柯巖傳，并同柯巖邀請我去北戴河中直機關招待所暢談了近十天，介紹我采訪了十多位朋友。我仔細細閱讀了柯巖這集和柯巖評論集，經(jīng)過一段時間的醖釀、構思，我用一年多時間，寫出了《柯巖傳》。曾任《文藝報》副主編的文學評論家嚴昭柱說：“郭久麟在傳記文學領域筆耕不輟30多年，以作家的才華和學者的睿智，在創(chuàng)作和研究中都獲得了豐碩成果。他新近創(chuàng)作的《柯巖傳》，熔真實性、思想性、藝術性于一爐，是當前傳記文學創(chuàng)作難得的上乘佳作。”

2008年到2009年，我又應深圳文聯(lián)前主席及黨組書記張俊彪之邀，兩次到深圳同他詳談，并閱讀了他的全部著作，以第二人稱的筆法，創(chuàng)作了《從牛圈娃到名作家——張俊彪傳》，表現(xiàn)了他從農(nóng)村苦孩子成長為著名作家的傳奇式經(jīng)歷。該傳運用了小說刻畫人物的手法，受到評論家的好評。

從2013年1月至2014年5月，我又采寫了中國著名詩人和歌曲、歌劇作家《梁上泉評傳》。梁上泉是建國初期從西南邊疆軍民生活的熔爐中培養(yǎng)出來的年輕詩人。我用了雙線復式結構，即從創(chuàng)作生涯和詩意人生兩個方面來展示他的創(chuàng)作成就和人生經(jīng)歷及心路歷程。我對他堅持民族化、群眾化的詩歌道路、對他在敘事詩、詩劇及傳統(tǒng)詩詞創(chuàng)作上的成就給予了較高評價。在寫這部傳記時，我再次運用了第二人稱的筆法，希望把這第二人稱的寫法予以鞏固。

這四部長篇傳記都是寫的當代著名詩人和作家，每部都是40多萬字。在創(chuàng)作中，我突出了他們對文學事業(yè)的熱愛和堅持深入生活、為人民創(chuàng)作的共同特點，又以大量生動的細節(jié)描寫展示他們不同的個性和風采;還充分再現(xiàn)了這個偉大的時代是怎樣培育和錘煉了他們，而他們又怎樣以自己的創(chuàng)作回報祖國和人民。

七

2015年2月，我在西南大學散步時，突然產(chǎn)生了撰寫袁隆平院士傳記的靈感。我把這個想法同西大出版社社長米佳德匯報后，竟同他不謀而合：西南大學2016年4月慶祝建校110周年，正準備請人撰寫學校杰出校友袁隆平的傳記!于是，他們決定請我寫《袁隆平傳》。

2015年4月初，西南大學出版社社長米佳德、校友會秘書長龔常智陪我飛向三亞，向袁隆平匯報了撰寫并出版他的傳記的計劃，得到了他的首肯。他帶我們參觀了他豐收在望的畝產(chǎn)上千公斤的超級雜交稻，并約我到長沙作深入采訪。

我在西南大學查閱了袁隆平讀書時的檔案材料，采訪了他在重慶讀書12年的同學校友，然后又到長沙雜交水稻研究中心及袁隆平故鄉(xiāng)德安及袁隆平發(fā)現(xiàn)和研究出雜交水稻的基地——安江農(nóng)校采訪袁隆平及其夫人、子女，以及他的助手、同事、學生，搜集了近千萬字的文字資料。在閱讀、整理、消化、提煉這些材料的基礎上，反復醞釀，精心構思，安排結構，然后我住進一個山莊，避開一切干擾，潛心寫作，用5個多月的時間，一氣呵成，寫出40多萬字的初稿。我?guī)�上初稿到長沙送袁隆平審閱，并再次深入采訪袁隆平和他的同事。半個月后，我返回重慶，認真修改，反復打磨，再交給出版社。出版社派出精兵強匠，精心編輯，四個月編輯出版。

在寫作中，我思考的一個重要問題是：袁隆平走過了一條什么樣的人生道路?他的家族和父母的遺傳基因如何?他從小到大受到了什么樣的教育和薫陶?他的秉賦、人格、性格和氣質(zhì)如何?他獲得成功的原因是什么?中國當代的時代環(huán)境和社會環(huán)境如何影響和造就了他?他又給予時代和社會以怎樣的推動和影響?他是如何以一粒種子影響世界，造福人類的?

我思考的第二個重慶問題是：怎樣寫出一部較以前出版的傳記有新意、新看點、新內(nèi)容，有新的深度和廣度的傳記?

首先，我盡力挖掘和表現(xiàn)了袁院士的故鄉(xiāng)德安、他讀書求學的重慶及他從事科研的安江、長沙的高山大川及人文精神對他的董陶、教育和影響。

其次，我盡可能全面、全方位、多角度、多層次地、形象生動地展現(xiàn)袁院士是如何在偏遠的農(nóng)校獨立發(fā)現(xiàn)科研項目，并以非凡的眼光、頑強的毅力、睿智的思考，在那個動亂的年代完成雜交水稻三系配套的研究工作并在全國推廣;又怎樣在以后近40的艱苦奮斗中，從三系法到兩系法到超級稻，把雜交水稻研究一步步引向深入，奪得一個又一個新成就，使中國的水稻研究始終走在世界前列。

其三，我力圖站得更高，想得更深，看得更遠，力圖站在科學史、民族史、外交史、民族文化史的高度，來認識和表現(xiàn)袁隆平院士為中國和世界的糧食的巨大增產(chǎn)和安全所作的偉大的貢獻。

其四，我用了較大篇幅充分表現(xiàn)黨和國家領導人以及湖南省各級領導對袁院士的指導、幫助、關心和支持;用了很多生動事例表現(xiàn)他的助手、學生、同事、下級如何在他的引導和團結下，圍繞雜交水稻事業(yè)嘔心瀝血，頑強拼搏，共同奏響了雜交水稻事業(yè)步步向上的協(xié)奏曲;共同譜寫了雜交水稻推向全世界的跨國奮斗史。

其五，我還盡力寫出了他的愛情、婚姻、家庭、子女，他的大師情懷和百姓心態(tài)，展現(xiàn)出他獨特的人格和風采，他豐滿而純真、博大而細膩的內(nèi)心世界和情感波瀾。

其六，我以較大篇幅，詳盡而深入地闡釋、總結和提煉出他成功的主觀原因和客觀因素。

在藝術表現(xiàn)上，我以縱橫交錯的結構——即前半部用時間線索，充分而完整地展示袁隆平雜交水稻的研究過程;后半部以事件和性質(zhì)為線索，表現(xiàn)他取得的成就及如何在領導支持和同事、助手的共同努力下取得這些成就的。

我還以第二人稱的新穎手法，以同袁隆平對話的方式，以講故事的方法，在生動的情節(jié)敘述和細節(jié)描寫中，表現(xiàn)出袁隆平波瀾壯闊的一生;描繪出原汁原味的、真實可信的、自然樸實的、可親可愛的袁隆平的形象。

我希望通過對他的人生經(jīng)歷和感情世界的描寫，通過對他的成功原因的挖掘以及筆者的抒情議論，提煉出豐富的成功經(jīng)驗和深切的人生體味，以潛移默化地幫助、陶冶和啟迪眾多的青年學生和全國億萬青少年。

我希望本書能夠雅俗共賞，老少咸宜，讓更多的人了解袁隆平，了解我們的時代，了解我們的祖國，從而贏得更加幸福和美滿的人生。

寫作《袁隆平傳》的過程，是一個學習的過程，研究的過程，也是一個艱難而又神秘的探索之旅，更是一個興奮而又愉悅的朝圣之旅。我不僅親自拜會了一位世界頂尖級的科學大師，而且還不時在文字上、在心靈里同我崇敬的這位偉大人物進行深入的對話和交流，這是多么光榮而自豪的工作啊!所以，我懷著最大的虔誠和愛心，全身心地投入到神圣的寫作之中!真正算得上嘔心瀝血，殫精竭慮了!在傳記快完成時，我寫了一首詩表達了我對大師的敬佩之情：

卓越稻株激靈感，創(chuàng)新探索五十年。

浩劫磨難步不停，地震臺風志彌堅。

實驗田里烈日曬，國際論壇風度翩。

大師情懷百姓心，禾下乘涼美夢圓。

八

就這樣，四十年來，我由革命家傳記創(chuàng)作而進入傳記理論研究，又由傳記理論研究轉向文學家傳記和科學家傳記的寫作;并在這兩個方面都取得了較好的成績。我還在我供職的高校建立了傳記文學研究機構，把傳記文學引入了本科教育。在中國傳記史上，同時從事傳記文學創(chuàng)作和傳記文學理論研究及傳記文學教學的好像不多。我的這個特點受到文藝界的注意和重視。中國作協(xié)主席團委員、重慶作協(xié)主席陳川先生在2010年11月召開的“郭久麟傳記文學研討會”上說：“我們知道，郭久麟先生長期從事傳記文學的創(chuàng)作和研究工作，積數(shù)十年之辛勞，筆耕不輟，著作頗豐，名滿巴渝。他以一個創(chuàng)作者的身份去研究傳記文學，盡得個中滋味，論述自然貼切，讀來生動順暢;同時又以專家的理論高度來創(chuàng)作傳記文學，視野寬闊，形象之中蘊含著豐富的思想。這在文學界，恐怕并不多見。但郭久麟先生就是以其特殊的精力和智慧，集創(chuàng)作與研究于一身，而且均取得了較高的成就。這不能不讓我們由衷的贊嘆和欽佩。”中國傳記文學學會會長萬伯翱在致“郭久麟傳記文學研討會”的賀詞中也說：“郭久麟不愧為中國當代集傳記文學創(chuàng)作與研究于一身的優(yōu)秀的傳記文學作家與研究家”。中國作協(xié)副主席何建明在《袁隆平傳》序中說：“郭久麟是當代中國集傳記文學創(chuàng)作與研究于一生的為數(shù)不多的少數(shù)幾位有影響有成就的專家之一。”領導和專家對我的鼓勵將激勵我繼續(xù)向文學高峰奮進!

我在其它文學活動中也把創(chuàng)作和研究結合起來。我寫散文，出版了《郭久麟散文集》和《探秘女兒國》;同時我也搞散文研究，出版了《散文知識與寫作》。我寫詩歌，出版了詩集《愛的琴弦》《錦江戀歌》;同時我也搞詩歌研究，出版了《論賀敬之的詩》，并在我主編的《大中華二十世紀文學史》中獨立撰寫了20多萬字的《中國二十世紀詩歌發(fā)展史》;我創(chuàng)作拍攝了電視劇《沉默的情懷》《雕像的誕生》，也寫了不少影視評論;我搞了幾十年文學創(chuàng)作，我又把創(chuàng)作體會心得感悟予以深化、升華和提煉，撰寫了《文學創(chuàng)作靈感論》的專著，臧克家還親自為該書寫了熱情洋溢的序言。

我早已過了古稀之年，但自覺身體猶健，精神亦旺，還想再寫一些傳記作品。在2015年12月中外傳記文學研究會在北京主持召開的“傳記作家郭久麟專題研究”會上，我吟誦了一首詩，獻給與會專家。在此，我把這首詩獻給讀者：

傾心傳記四十年，輸肝剖膽苦猶甜。

采訪何懼千山險，執(zhí)筆不畏百般難。

文筆描繪詩人心，深情嘔歌英雄膽。

識途老馬心猶壯，邁向人生至高點。